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些朋友对我写作《束星北档案》所用的漫长的时间颇存疑问，他们不明白，什么样的书需要花费这样久的时间。我亦自问：这样的书要是在快手手里会怎样？不过，认识一个人、一个时代，十五年似乎又不算长。《束星北档案》让我认识到，读解一个人的灵魂，看清一个时代的面目，是需要要时间和距离的。
当我第一次听到束星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推掉一部又一部在别人看来非常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坚定不移地走进了《束星北档案》，走进了一段尘封多年，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这一进入就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从2003年盛夏到2004年隆冬。可以说，自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的心沉浸在里面，久久不能自拔。束星北刚正不阿的性格令我感慨，而他那惊心动魄、坎坷多舛的一生，更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扼腕长叹。今天，当这部沉甸甸的《束星北档案》终于出版和读者见面时，我想将这一曲迟到的挽歌奉献到束星北先生灵前。
束星北这样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天下第一才子”的科学奇才，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我曾经以为，或许由于自己对科技界的孤陋寡闻，所以不知道束星北先生，但当我有意识地问了一些学物理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他们居然也无一人知道束星北时，我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彻骨的悲凉浸透了我的心。
从《束星北档案》中我看到，虽然后来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的帽子，但束星北渴望工作，渴望回到自己从事了多年的物理学界的心愿并没有因此而实现，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创造性的构想，却报国无门。他只好放弃了自己最专长但却涉及国防和科技机密的高精尖的物理学，改行从头开始研究气象学；当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核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就这样，他心如死灰，向上级递交申请，要求永远刷厕所，并一心一意研究去尿垢的方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进行解剖研究，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他那因搁置太久而变质的遗骸被草草埋在了青岛医学院的操场……
七大卷几千万字的档案堆在一起，像个小小的坟丘，作者刘海军一头扎了进去，这一扎就是整整15年。从翻阅卷宗到搜集材料；从采访档案中涉及的一百多个当事人，到寻觅历史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多少个冬去春来，多少个晨昏交替，刘海军与束星北档案相携相伴一路走来，从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变成了满目沧桑的中年人。几十万的稿子，写就，推翻，从头再来……为了寻找一种最准确、最可信，又最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文本样式，刘海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原始档案中，抽丝剥茧地梳理出束星北的人生旅途和大起大落的命运线索，用冷静、客观的笔触，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的真实。他更对几百、上千条的注释、引文、出处来源，反复核对、查证求实，让有凭有据的史料，成为《束星北档案》坚实而又令人信服的佐证；他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百余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弥补了读者在阅读档案和连篇的采访时可能会产生的干涩和枯燥；当我在编稿过程中提出希望能请李政道先生为该书做序时，他又克服种种困难，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先生多次联系，最终求得了李政道专为该书撰写的情深意长的序言。
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称作完成或做成一件事，可一件事要用整整15年的时间来做，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对当事人的人生造成影响和改变。我不知道刘海军自己是否体会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但当他周围的朋友或亲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经济大潮中纷纷挣了大钱，做了大款，而他依旧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地在青岛海边一个不见天日的小阁楼里与逝去的大师做着寂寞的对话的时候，我心中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相信从这阁楼里诞生的必将是一部十分厚重，与图书市场赢利无关，而和读者心灵有关的大书。这样的大书和这样的写书人，在今天这个金钱横行的时代，真的是很罕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我应该为这样有价值的大书和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书人付注心血。
巴别尔与柳托夫
■ 止 庵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俄罗斯的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名列第一。巴别尔最著名的作品是《骑兵军》（1926）和《敖德萨的故事》（1931）。《骑兵军》描写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与波兰之间的战争故事。作者自己1920年曾在该军任《红色骑兵军》报记者。巴别尔后被镇压，又获平反。他当年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在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发表，同样引起广泛关注。论家指出，日记“展现了巴别尔从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到半推半就的哥萨克的转变，从旁观者到灵魂发掘者的转变。”“可以说这是《骑兵军》故事的素材，但它本身就是一部战争杰作。”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许“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惟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巴别尔并无这一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堵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辎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1920年7月18日日记之中。
在《骑兵军》有些篇章如《家书》《政委孔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盐》和《叛变》中，柳托夫仅仅是在引述别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另外有人替代“我”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又与事件的残酷或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子。巴别尔曾在日记中说：“我是局外人。”正可用来解释《骑兵军》叙述主体的这种转换。柳托夫当然也不止一次讲到残酷或荒谬的事件——如在《泅渡兹勃鲁契河》《普里绍帕》《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两个叫伊凡的人》等篇里——但他只是充当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而已。
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或者说巴别尔与柳托夫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还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他。他们不止一次尖锐表达对于柳托夫的批判态度。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拉着我们的手哀嚎。”在《战斗之后》中，伊凡·阿金菲耶夫针对“我”在战斗中的表现说：“你参加进攻，却不装子弹……安的是什么心？”“你没有装子弹，你信仰上帝，叛徒……”在《千里马》里，骑兵连长也对力图与千里马的主人言归于好的“我”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些话语不仅划出哥萨克与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标举彼此自有高下或对错之分。尽管巴别尔当年日记中也有“我当不了布琼尼的好士兵”、“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前述趋同行为
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骑兵军》中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两个主题都根植于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斯洛宁还说：“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此种矛盾与冲突也萌生于日记之中。然而日记残缺不全，《骑兵军》亦为未竟之作——他曾计划写五十篇，因为受到布琼尼等人的攻击，遂告中止。据此对于日记与小说，巴别尔与柳托夫加以比较，好像难以断言什么，只是觉得其间多有差异罢了。日记是实录，《骑兵军》是小说；日记记载的是巴别尔自已，小说中的柳托夫则是他所塑造的一个人物，有此不同亦不足为奇。
《骑兵军》最初版本计三十四篇，均写于1923至1926年间；作者此前所作《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人》以及后来补写的《千里马》和《吻》，则增补进他生前和死后再版的《骑兵军》中。《他们曾经九个人》与《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描写的是同一事件，其中“我”的表现更像是写日记时的巴别尔。C．波瓦尔措夫说：飞骑兵军》的成就不仅未冲昏他的头脑，而且促使他思考，不再可能继续挖掘以往的主题和已经成熟的格调。确实，‘尾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继续伸展，比如《千里马》《吻》等小说，但它们只是尾巴，仅此而已。”（《“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关于巴别尔的创作生涯》）依我之见，这两篇增补的“尾巴”不无深意。《千里马》更像是个寓言。“我”骑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吉洪莫洛夫取得和解；不过“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是以“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仿佛旨在说明，革命与哥萨克对“我”来说毕竟是两回事；“我”可能为后者所接纳，却无法与前者融为一体。
《吻》与此前诸作写法稍有出入，格调更接近于契诃夫。作为《骑兵军》事实上的绝笔，这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说写道：“这些日子，老人沉浸于突如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