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9-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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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挚沟墓傺未缓５练倩伲柑旌螅碛幸话僖皇掖直换医Ｍ�9月13日，一百二十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在电白港的九十艘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四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五十至五百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四百西班牙银圆，返回时要交八百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得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七十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禁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五百西班牙银圆。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定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22〕。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报道〔23〕，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但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注释：
〔1〕《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
〔2〕米的白银价格为六十三克/石，见彭信咸《中国货币史》，清代米价表，转引自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04页。白银与洋银的比价在一比一点四左右，清朝的一石为一百四十三斤，价值洋银二点四元，洋银三十元可以买十二点五石大米，折合今日一千七百八十七市斤。以一斤一元一角计，总计不足两千元人民币。
〔3〕参见《清史稿·刑法志》。
〔4〕参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第114页。
〔5〕据《十三法》、《十六法》编制。方括号内的内容，摘自《十六法》。见周润年、郭卫平《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十六法》，第3～79页；《十三法》，第83～121页，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转引自《西藏五十年》，见“东方民族网”。）关于立法时间和十六法部分内容的叙述，参见《藏族法制史研究》第八章和第九章。
〔6〕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68页。
〔7〕〔18〕〔19〕〔22〕〔23〕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8〕〔10〕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9〕乔伊·帕克笔录：《我的土匪主人》，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
〔11〕〔12〕〔16〕〔20〕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43、110、182、235页。
〔13〕粟价约四钱银子/石。参见《中国价格史》第704页。元初布帛的价格不详。
〔1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5，第169页。
〔1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7〕参见《水浒全传》第二十回。
〔21〕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6页。
关于三峡库区的忽发奇想
？ 王泉根
长江三峡大坝快速关闸蓄水成库，江水立马上涨，山川骤然变容。短短十余天，库区水位已按人意上升至一百三十五米，形成长达四百三十六公里的河道型水库；至2009年，最终将形成长达六百六十公里、深达一百七十五米的世界第一大水库。如此神奇，如此壮观，如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当年“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诗篇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开端变为“当惊世界殊”的现实。
三峡工程蓄水成库将带来许多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长达千里、深越百米的库区湖面，立马将形成上百座“岛屿”（孤岛与半岛），如睡狮，如蹲虎，如卧佛，如醉汉，如飞来石，如棒槌岛，山头峰顶，千奇百怪，浮岛绝境，蔚为壮观。如此人造天设的气象，远远胜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关库以后库区所形成的千岛奇观。当年新安江水库曾因此而被诗人郭沫若誉之为“千岛湖”，如今三峡水库更为神奇的岛屿形成以后，自然将会引来无数诗人骚客的联翩浮想与绝妙好辞。但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将立马摆在国人面前：这上百座库区岛屿应如何对待？如何利用？如何开发？这既使人兴奋，也使人忧虑。已有学者撰文提出过某种担忧，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冯骥才先生的担忧：有关方面将库区岛屿视为天赐的旅游胜地，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发财致富的极好良机，抓住机遇掀起旅游开发热潮。于是，盖寺建塔，安佛立神，开山凿洞，设危造险，大搞“人文景点”；于是，旅舍、餐馆、度假村、游乐园、商业化的“明清老街”遍布于昔日的荒山野岭；于是，廉价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建筑、粗糙的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舶来的千奇百怪的小洋楼建筑拔地而起；于是，将三峡库区，也是将具有悠久历史的积淀深厚而迷人的长江，改变成为一条浅薄的、庸俗的、旅游化的、生态环境不堪设想的长江。冯骥才先生忧心忡忡地设问：“我们真的会这样吗？”答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心释然。因为对于‘新长江’还没有一个文化法规，我们对未来的长江还没有任何文化设想，谁说可以阻止或避免上述那种文化灾难的出现。”（冯骥才：《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杞人忧天，良有以也。冯骥才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可谓“慧眼独具”。我们究竟应如何对待三峡库区这上百座岛屿？顺着冯骥才先生的思路，笔者忽发奇想，欲借报刊，略陈一策，允为野人献芹，以呈国人。
简单地说，笔者的想法是：对三峡库区的所有“岛屿”实行封闭式管理，封山育林，人退物进，不搞人文开发，而是还岛于自然，还岛于动物。
具体细说，就是将库区的所有“岛屿”——变成野生动物的乐土，一岛一物，或一岛多物，使之成为鸟岛、蛇岛、猴岛、猿岛、象岛、熊岛、鹿岛、野牛岛、野猪岛、猩猩岛、虎豹岛、豺狼岛……尤其是正在灭绝的野生国宝动物，更应在此建立专门的保护区（岛）。由于库区各岛孤悬，四周围水，人迹难至，因而动物居此自然绝对安全；更由于三峡库区地处西南，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空气湿润，阳光明媚，没有严寒冰雪，更没有沙尘暴，因而十分适合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库区岛屿开辟一些“宠物岛”以及“怪兽岛”。这次“非典”的罪魁祸首据说是果子狸，但也有科学家持反对意见。到底是动物将“非典”传染于人，还是人将非典传染于动物，人类恐怕还一时难下定论。为了不造成动物界新的冤假错案，我们可以把果子狸之类这些“有争议”的动物，关进库区专门开辟的孤岛上，以做彻底研究。至于因“非典”而被无辜抛弃封杀的宠物，我们也完全可以网开一面，为它们专门开辟一座或多座“宠物岛”，将它们集中圈养在一起（有人管理），宠物的主人以后可借旅游或专程来此“探亲访友”，这也是开辟旅游客源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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