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9-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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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没有回信。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他已经顾不上一一答复众多来信了，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
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的编辑。他阅读了1921年2月《半月》杂志刊登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与《告少年》昭示的未来相吻合。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
这封信刚寄出，第二天《半月》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欢迎他参加适社。他的到来，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在思想尚未明晰、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感到荣幸，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
《半月》编辑来访，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这一接触，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开始拥抱社会，拥抱世界。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譬如，如果陈独秀回了信，巴金是否会是另外一种发展？又譬如，如果《半月》编辑也没有答复，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热情，然后，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如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平淡地走下去？
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一封信可以决定的。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设想，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就能深深感动他，进而服膺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
对一个少年来说，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封信，一次谈话，甚至一束目光，就能产生影响，并最终予以改变。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而《半月》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切，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感情的回报与共鸣，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
几年之后，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时间：1925年年初；地点：南京。此时，巴金已过二十岁，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这封信的行程很远，目的地是加拿大；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俄罗斯流亡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女士。
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在此之前，就日本政府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才可以看做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并可将之看做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
与高德曼女士通信无疑令青年巴金激动。高德曼——早就熟悉的名字，他甚至将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说高德曼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这是至高的赞誉。
现在，在经历了数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过程之后，巴金给遥远的“精神上的母亲”写信了。向她倾诉心中的感激、景仰，向她描述一个中国青年献身理想的热情和决心。这封信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希望它还躺在世界上某个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有一天某个研究者会意外发现。
让巴金感到激动的是，他在南京很快就收到了高德曼女士的亲笔回信。从此，他开始了与“精神上的母亲”长期的通信。十年后的1935年，在撰写回忆文章《信仰与活动》时，巴金用赞美的笔调描述了高德曼，并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摘译了片段。从这些摘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曼对远在东方的这位年轻人充满着热情和关爱。
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回信时，巴金已经选择了信仰，不再存在受此影响而决定未来道路的问题。更大程度上，这是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直接交流，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强化感情上的沟通，让青年巴金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从决定信仰那天起，巴金心中所系、所想，就是人类的大同。实际生活中，他所走的路也是在试图一步步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从这一方面说，这次通信将巴金与国际联系得更紧密了。
两年后，巴金来到了巴黎。
巴金继续与高德曼通信，从她那里不断得到教诲和帮助。他还特地到巴黎郊区拜访了高德曼的丈夫、同是革命家的柏格曼。后来，对柏格曼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巴金非常喜爱，曾翻译柏格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并参照柏克曼的著述撰写了关于俄罗斯民主革命历史的著作。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在巴黎，渐渐向巴金走来的，是巴托罗米欧·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费迪南多·萨珂（Ferdinando Sacco）的死。两个远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死刑执行，以及围绕这一事件而掀起的全球性浪潮，根本改变了巴金的生活方式和道路。
巴金所说的“鱼贩子”是凡宰特，“鞋匠”是萨珂。
凡宰特和萨珂都是住在美国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劳工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在美国被捕，凡、萨两人发起救援活动。5月3日萨尔塞多被处决后，抗议活动更为激烈，凡、萨二人也上了波士顿当局的“黑名单”。正在此时，马萨诸塞州一家鞋厂发生了杀害保安和会计的案件，警方遂将罪名强加在凡、萨二人身上，5月5日将他们逮捕入狱。由于案件明显存在漏洞，抗辩与申诉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七年之久。后来，真正的凶手落网，事实证明与凡、萨无关。尽管如此，1927年4月9日，马萨诸塞州法院仍将他们两人和凶手一起判处死刑，并将在同年7月10日执行。
不公正的判决一经公布，随即引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抗议。
身在巴黎的巴金，就在此时读到了凡宰特的自传。同一种信仰，同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本来就处在苦闷和忧郁之中的、有着敏感情绪的巴金，此刻为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凡宰特——这位被关押多年的“鱼贩子”的命运而忧虑。年轻的巴金也成了全世界声援活动的一员，他在巴黎的生活也因为参加这一声援活动而发生变化。
此时，他想到了伦敦的高德曼——他的“精神上的母亲”。他写信前去倾诉心中的痛苦。
除了高德曼的鼓励，巴金因身在巴黎，在这座城市过去发生过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冤屈者辩护的范例，对他显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譬如伏尔泰，譬如左拉。巴金自己后来说过，他对伏尔泰所知不多，“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
给凡宰特写信对巴金来说，是一件异常神圣的事，拿起笔的瞬间激动实不亚于当年在南京给高德曼写信：“我于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耶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的房子里，用大张的信笺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一个德含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凡宰特回信了！这无疑是巴金在巴黎遇到的最大惊奇和激动。读完凡宰特的信，巴金立即回信，他还随信附寄上自己的照片。随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此时的感受。这些日记，后来便成了《灭亡》中第十一章的片段。这一章叫做：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在巴黎，最初产生冲动用日记形式来写下文学片段，是在1927年4月。当时，传来了国内“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尽管在信仰与政治态度上巴金与共产党不同，但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表现出极大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杂谈《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
以这样一种方式，李大钊与那些巴金赞美过的法国、俄罗斯的英雄们一样，在他心中供奉的祭坛上有了光荣的位置。而现在，让巴金担忧的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凡宰特、萨珂，很可能又将走上“殉道”之路。
与初到巴黎时的那种寂寞、苦闷相比，凡宰特事件的出现使巴金的巴黎生活开始有了天天关注的具体内容。8月22日凡宰特和萨珂被送上了电椅。
现实的悲剧又一次给予巴金沉重打击。
此时的巴金已从巴黎搬到距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巴黎《每日新闻》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巴金为之愤怒。他说他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写信，向各地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悲哀。他又拿出了笔记本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从巴黎开始断断续续写出来的片段，后来串联起来，成了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凡宰特、萨珂两人的生死起落。虽然作品的背景是中国，反映的也是巴金在国内经历过的或者感受过的现实，但他的心理背景却是世界性的，是与凡宰特他们密切相联系的。
巴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在巴黎走上了中国的文坛和历史舞台。
在《灭亡》作品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巴金因受到凡宰特悲剧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悲愤与不安。他是借杜大心这个艺术形象在发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有话要说，有热情要燃烧。
这正是巴金走向文学的首要推动力。
到巴黎来，巴金开始了走进世界的行程；继而，声援凡宰特、萨珂，他又直接融入了世界。现在，令世界关切的悲剧，促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诞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中国作家将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走向世界。
五十五年后，法国把特殊的荣耀给予了巴金。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紧紧握着巴金的手，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佩戴在巴金胸前。在致辞中，密特朗总统说：“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对于巴金，来自法国的赞誉无疑是他晚年收到的最好礼物。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与高德曼、凡宰特通信的李芾甘，选定了一个笔名——巴金。特殊的笔名，不能不让人总是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两位大师巴枯宁、克鲁泡特金。
关于这个笔名，巴金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哲学家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见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
巴金历来矢口否认这个笔名是取巴枯宁的首字“巴”、克鲁泡特金的尾字“金”组合而成。从走上文坛即日起，他就对人们如何看待这个笔名显得格外敏感。每当有人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就把他的作品看做是表现“安那其主义”时，他便为之忿忿不平。
然而，联系到他早年的信仰，“巴金”又是多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尽管巴金否认，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笔名与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和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巴金关于“巴”的选定的回忆和解释，当然并非完全虚饰。他在沙多－吉里寄寓拉封丹中学并继续写作《灭亡》时，的确有一个同学姓巴，而且这个同学的名字，现在仍可在拉封丹保留下来的花名册上找到。我猜想，巴金可能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同学，才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的确有“巴”这个姓。这样，当他确定笔名以“巴”为姓时，就理直气壮了。而“金”，他自己承认与克鲁泡特金有关。我还想，李芾甘在确定用“巴金”这个笔名时，难道没有想到人们非常自然的联想吗？但他没有犹豫。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一是，以往他曾使用过不少笔名，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想到这个新笔名会很快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一直用下去；二是，此时的他并不避讳类似的联想。至少，我愿意做这种理解。
即便按照巴金本人的解释，他的笔名至少与克鲁泡特金有关。
从十五岁第一次读到《告少年》那时起，克鲁泡特金就以其思想、人格、著述而深深吸引着巴金。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不仅重译了《告少年》并易名为《告青年》，而且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理论专著《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等，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别的人。另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克鲁泡特金全集》。在描述巴金一生时，克鲁泡特金实在是不可缺少的篇章。在翻译出版克氏自传后，巴金1939年曾这样说过：“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巴金早期的社会理想完全是从克鲁泡特金那儿来的。“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这是巴金所赞成的两大目标。
对巴金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不论他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是四十年代他运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赖治恩神甫展开关于人生哲学的论战，都体现了他的完整的道德观念。他的道德观基本上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主要内容也是包括人性的三个要素：互助、平等、自我牺牲精神。
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最高的道德认识，又是与互助思想、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鲁泡特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过剩的精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在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到个人的最大乐趣。这个思想，巴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