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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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和创作的读解，不像算术的1＋1=2，没有“标准答案”。客观认知和逻辑思考有重大作用，但不能求得“惟一”的结论。
“当代人”的内涵繁多。鲁迅同时代的人甚至他的朋友如巴老还活着，现年九十岁以上的人，听过鲁迅讲演的还活着，他们算“当代人”吗？“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又有旧社会经历的人，还多得很；他们中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和或业余或专业创作文学的都曾经过“五十年代”教育的洗礼，“反右”的风暴，“文革”的浩劫，“改革开放”的考验，虽然大多数已经退休，但依然在读书写作的不乏其人。他们当然是“当代人”。“共和国”的同龄人，“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乃至“九十年代人”，看当代的文学评论，已经各各成为“一代人”了。他们中自己出面向社会诉说“心中的”鲁迅的“形象”的，多得很。他们心中的鲁迅到底是什么“形象”，还是由他们自己说为好吧。但要多听细想，而且还要联系他前前后后对上对下阴面阳面说过什么，怎么说的，才能明白他们的真意。语云：“肺腑而能言，医师面如土。”无须我来逞一己之见。“隔靴搔痒捧何益”，我不乐意做；而“入木三分骂亦精”，我无能力做。“由它去吧”！但我都尊重他们的权利，也并不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全人”。人复杂得很，多变得很。至于“这些‘形象’有什么特征”呢？一切被构建的“他人的形象”都有构建者本人的“形象”的投影；要知道被构建的“鲁迅的形象”的特征，看看构建者的特征就大抵可以了。
我最关注的是当下中学生心中的鲁迅形象，从他们是可以预见二三十年后的我的祖国的大致情形的。前几年《羊城晚报》报道过一个调查，有的中学生认为鲁迅是他们的“公敌”；最怕读鲁迅的课文。这很难怪中学同学。他们在现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读鲁迅，一定要背诵，一定要默写，还一定会考试；而答案也是一定的。不要说错一个字，颠倒一个字都要扣分。而“分，分，学生的命根”！这种为升学而读的功课，鲁迅自己就觉得是很苦的。何况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中学生。我有三四个上中学的小朋友，我们彼此都是直呼姓名的，可以没有顾忌地谈天。我问过她们对鲁迅的看法。一个说，如果投票选举“最不受欢迎的人”，她第一个就投鲁迅。一个说，鲁迅的课文太陈旧了。一个说没劲。一个说喜欢他的散文，我赶紧送了她一本《朝花夕拾》。原因我想是很复杂的。但我真不知道：鲁迅的书是不是适合作为中学的教材？特别是初中的教材？在中学，应该怎样来教鲁迅的文章才好呢？先师李何林一生非常关心中学的鲁迅教学，向中学语文老师作过许多报告，写过许多信——他是一个有问必答有信必复的老教授。他尽管诲人不倦，可问题永远是那些老问题。老师尚且如此，何况十几岁的中学生。鲁迅曾经慨叹：“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怎么办？
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
？ 万 方
人类从动物演变而来的进化学说，至今还无法被形形色色的神学挑战所证伪。正是如此，面对人类的诸多丑陋行为，人们往往斥之为“兽性大发”，可谓一言中的。如此，一个问题便由此产生：人类究竟离动物有多远？或者说人性究竟离兽性有多远？
一、动物行为学家眼中的人类本性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本性，肇端于奥地利的动物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他认为动物具有四种本能，即食、性、逃跑和攻击。这四种本能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又都统一在“领地”的范畴之下；领地与攻击便成为洛伦兹阐述动物本能行为的一对重要范畴。其中攻击性具有物种护种的重要功能，因此便成为动物最基本的本能。正是“清晰地看到攻击性在护种上所担任的功能”，于是，他撰写《攻击与人性》一书，希望“能够对人类许多不良的攻击功能加以解释”〔1〕。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学者中，最杰出的当属英国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 ）。1967年，他写成后来影响极大的《裸猿》（NakeDape）一书。在该书中，莫里斯将人类称作“裸猿”，意思是没有体毛从而裸露着身体的猿猴——这一指称与定位，与中国唐代道家学者无能子对人类进化形态的描绘和定位——“裸虫”——惊人的一致。〔2〕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裸猿》一书在全球的发行量超过了一千万册，成为最负盛名的人类行为学专著之一；“裸猿（nakedape）”也因此成为英语中一个新的词汇。随后，莫里斯又写出了《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和《亲密行为》（Intimate Behaviour），与《裸猿》一道合称《裸猿》三部曲。
《裸猿》出版后，其惊世骇俗的观点马上受到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褒贬不一的评论随之而来。褒奖之辞可以姑置勿论，贬斥者认为他丑化人类，将人类视为野兽，对人类冠以侮辱性和悲观主义的称呼“裸猿”。对此，莫里斯回答说：“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我用这一称呼只表明我是从动物学的角度来描述人类这种动物的，因为把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放在一起看，称他们为‘裸猿’非常贴切。”实际上，作为一个动物行为学家、人类行为学家乃至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观察到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而在该书的《序论》中他说：
我是动物学家，裸猿又是一种动物。所以它自然成为我笔下的描写对象。他的行为模式纷繁复杂、令人难忘，可是我再也不肯因此而加以回避。我研究他的理由是：尽管人类博学多才，可他仍然是一种没有体毛的猿类；尽管他获取了高尚的动机，可是他并未丢掉自己更为土气而悠久的动机。这常常使他害羞难堪，可是他岁月悠悠的冲动伴随着他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他新近获得的冲动至多不过才数千年之久。而且，如果他想挣脱整个进化史中积累的生物遗传，那是没有希望迅速办到的。只要他正视这个事实，他的忧虑就会大大减少，他的欲望就更能得到满足。在这一点上，动物学家也许能给他助一臂之力。〔3〕
莫里斯所说的“岁月悠悠的冲动”，当然是指“整个进化史中积累的生物遗传”，也就是动物的本性或者本能；而“新近获得的冲动”，则是指人类文明的进化作用。
在书中，莫里斯分别从性、育儿、探索、争斗、觅食与进食、整饰和舒适等方面对人与动物的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人）基本的性品质全部可以追溯到他的祖先身上……简陋的部落居所变成了庞大的城镇，石斧时代发展到了繁荣兴旺的太空时代。但是，这些熠熠生辉的表层变化对人类的生殖系统有何影响呢？看来这个影响是很小的。文明演进太快太迅猛，任何根本的生物进化都来不及发生。表面上看似乎是发生了变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变化不过是虚假的幻象。在现代城市生活的表象之下，人还是原来那个裸猿，只不过是各种名目发生了变化：“狩猎”现在读作“工作”，“猎场”现在读作“公务场所”，“居所”读作“住宅”，“配偶关系”读作“婚姻”，“性伙伴”读作“妻子”等等。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物属性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人类的生物属性。
今日之裸猿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作为一种灵长目动物，他被引向一个方向；作为采用肉食的一种动物，他又被拽向另一个方向；而作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成员，他被拖往的又是另一个方向。（第二章《性》）
与洛伦兹一样，莫里斯也关注到了动物和人类的攻击性本能。他认为：“动物之所以争斗有两条非常正当的理由：要么是建立自己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支配地位，要么是建立自己在一片地区的领地权。有些物种只要求建立等级系统，却没有固定的领地。有些物种只有领地要求，却没有等级的问题。还有一些物种要在领地内建立等级系统，必然要以两种攻击形式进行激烈的竞争。我们属于最后一群物种：两种形式的进攻性我们都有。作为灵长目动物，我们已经背负着等级系统的包袱。这是灵长目动物的基本生活方式。”（第五章《争斗》）他还观察到，当动物准备进行攻击时，身体的一切重要系统都活跃起来，但是，你死我活的拼斗并不能保证其中任何一方得到完全的胜利。如果两只狼或狮子反目翻脸，就可能在几秒钟内发生肢解和死亡，由于双方的攻击武器都异常凶猛，因此也可能使胜利者遭受致命的创伤。为此，同类动物之间的争斗，一般都保持在适可而止的程度，决不会以生命相搏，以免严重危及自己物种的生存。漫长的进化过程使它们形成了置对手于死地的武器，同时也发展出强大的抑制机制，不对同类使用致命的武器。这些抑制机制似乎有着遗传基础，不必通过后天的学习。进化中还产生了弱者俯首帖耳的特别姿态，称王称霸的首领自然也就息事宁人，抑制着不随意攻击同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斗而又分出胜负，一切高等动物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仪式化战斗的倾向，威胁和反威胁在极大程度上取代了实际的战斗，拼死的斗争当然仍时有发生，但那只是最后的一手。只有攻击信号和反攻击信号未能解决争端，才会诉诸最后手段。最有意思的是在实战或者仪式化争斗中的失败者或弱者表现出来的行为姿态，其“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关闭’激起攻击行为的信号，一是‘开启’明白无误的非攻击性信号”（第五章《争斗》），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是“认输称臣”。具体的行为姿态有：将自己的身体缩小以使对方息怒、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朝向进攻者以此承认自己的失败、做幼仔乞食状以向强者认输、请求胜利者允许它替其整饰毛发以表示臣服效忠等；尤其有趣的是，不论臣服者是雌是雄，它都会做出用臀部朝向强者的姿态——这是弱者采用雌性动物的交配姿态，这激起了强者的性反应从而给强者的攻击性降了温；而称霸者无论是雌雄，都会踩在弱者背上，佯装出与弱者交配的动作，从而对弱者展示出雄性的强健和父性的关怀。由动物进而到人类，莫里斯指出：“如果要了解我们攻击性冲动的本质，就必须将其放入我们的动物起源中考察。当前，人类沉迷于大规模生产破坏性很大的武器，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容易失去客观性。事实上，说到有必要压制攻击行为时，连最冷静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具有激烈的攻击性。”（第五章《争斗》）
当人们读到动物的这些实战攻击行为、仪式化战斗倾向、臣服献媚示弱姿态以及模拟强奸等时，都将会忍俊不住，因为人类也有类似的行为姿态——例如装腔作势的恐吓、给对手下最后通牒以避免实际的争斗、从精神到肉体蹂躏对手以获得兽性的快感等，以及弱者的自我阴柔、自我雌伏、自我弱化、自我贬斥、自我奴媚，以表达出对强者或专制者的臣服和效忠，从而获得主子的垂青并得以在主子的牙唾之余分得一杯残羹，或者仅仅为着能够活着，哪怕活得仅仅只是像一只被豢养的动物。由此可知，近代欧洲人文主义的张扬和人性的觉醒，其终极意义不仅仅是表示着人类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另一部分人的专制禁锢下、在严酷神性的蹂躏下站了起来，更是对动物本性中之奴性的唾弃和人性尊严的觉醒。从这一层面意义上看，人之成为真正的人，还只不过数百年的历史。莫里斯的分析还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具有人类社会文明熏陶、人文素质较高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为什么往往也具有攻击性，而且其攻击性更为残酷，其攻击已经远远不是停留在“肉搏”相争的动物原始状态，而是将其上升到“精神”的、“人文”的层面，例如将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之争乃至学派之争、学术观点之争提升到你死我活的境地，其中充斥着阴谋阳谋。看来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尚有以偏概全之嫌。
在讨论动物本性时，莫里斯还提到了宗教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宗教行为也是导源于动物的顺从行为，这就是：
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做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而至于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第五章《争斗》）
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见到。
概而言之，所有的动物本能行为，例如求食、求偶、领地、攻击等，都是为了占有，都是受一种情不自禁的占有欲望的驱使而产生的行为表现。于是可以说：欲望产生于本能，行为展示了欲望。这就是人类行为中的动物性特质。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人类本性
既然人性中的许多特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涉及人之初生，究竟是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这是古今中外诸多哲人众说纷纭而又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
先看西方。叔本华说：“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我们所认识的人，只是我们经过驯化和教育、我们叫做文明的东西；因而人的真正本性偶然爆发出来，会使我们惊恐不安。但是一旦去掉法律和秩序的枷锁，无政府状态来临时，人便会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4〕什么是人之本性的“真实面目”？什么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其实就是“野蛮”而又“可怕”的动物本性；而一般意义上的人，则是经过驯化和教育、戴着法律和秩序的枷锁、披着文明的外衣以掩饰其真实面目的人。可以看出，叔本华将人类本性界说为丑恶的兽性。正是如此，他进而认为：“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是地球上的魔鬼，是灵魂备受折磨的动物。”〔5〕尼采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地球上有一张皮，这张皮有一些疾病。例如，其中一种疾病就叫做‘人’。”〔6〕卢梭甚至发出如此感叹：“人与禽兽不过是程度上之差。某些哲学家甚至进一步主张，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差别，比这一个人和那一个禽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7〕这些论述与中国古代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说大致相同。
神学家阿奎那为了赞美上帝的光荣，将人性定位于至善至美的境界，虽然他也承认人与动物有着相似的开端。他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