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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鬼子进村-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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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3)   
  其实,也不好说冈村宁次搞的这些“名堂”,“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像什么“三光”政策、“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蚕食”等,都是在冈村宁次来前就已出现。冈村宁次不过是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并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且执行起来更坚决、更细致罢了。同样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实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结局。这一点,过去和现在并无什么两样。 
  比如说,“囚笼政策”,就不是冈村宁次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他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多田骏提出来的。而多田骏又是从他的前任杉山元的“点线”封锁方针得到启发,发展而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多田骏上任后,就开始搞这套把戏,一时间给华北抗日军民带来很大困难,在便于敌人分割封锁的冀中平原地区,闹得尤其厉害。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以焦虑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汇报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程子华、孙志远十分急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公路高出地面,便于敌人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敌人实施机动往返运动。本来,敌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发展据点,这里驻几百人,那里放几十人。往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摆,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线把这些“点”都连成一气,就成了气候了。死棋也就变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 
  接到冀中的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心中焦虑,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他们看情报、看地图,经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寝食不安啊!悬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挂着整整占满一面墙的华北地图。图上铁路、公路交织连贯,如同一张巨形的网,正在向各根据地合拢。1940年2月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给各部首长:“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并指示各部要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及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 
  据各地军事部门报告,敌人大肆扩展“点”、“线”、实施“囚笼”封锁的作法,确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说“点”,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楼为据点,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区,甚至有高达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楼。10米,差不多有三层楼高;30米,则差不多有10层楼高。那时的农村还没什么污染,天高气爽,在这么高的炮楼上一站,四周方圆十余里的人员活动,一望无遗。炮楼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砖、内坯,但亦有混砖或砖灰砌成的。”不要说子弹、手榴弹,就是炸药,少了也无济于事,坚固异常。炮楼“周长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说,炮楼里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达60多平方米的面积。 
  每个据点,都有这样的炮楼一个或两个以上。外头挖有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之间以及距炮楼十余丈远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与附近一、二里之坟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备我攻袭时,从地道下绕至我后路包围我或逃跑。” 
  一个据点,一般占地11亩。但大的,如博野县杜庄据点,竟占地72亩。要知道,一亩地是66667平方米,11亩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商场。72亩,则有近5万平方米,地盘相当大了。再说“线”,日本人拼命修铁路、公路,浚通河流。并沿路挖沟,“铁路旁挖一至四条大沟,公路旁挖一至二条大沟,一般沟宽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说,宽近3米,有的宽达十几米,深近3米,有的深达近10米。 
  沟里有的引来水灌上,有的则是挖出水来。这样的沟,边上没有炮楼,没人守着,年青小伙子也难翻过去。除了铁路、公路沿线挖沟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沟,以阻碍我方人员活动。 
  鬼子巡逻兵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很满意这种“点”、“线” 
  封锁的办法,他说: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4)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电报,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彭德怀非常着急,电报发出去没几天,他干脆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去一二九师师部,当面询求有无“有效之对策。”一二九师师部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谭村一家农舍内,那里是太行山深处,山高春迟,4月末仍是桃花盛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几个人,晚饭后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起来。 
  陈赓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讲:“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刘伯承又讲起他说过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个比喻来说,敌 
  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吕正操则介绍了敌人在冀中的动态,他说:在冀中,敌人“除利用原有公路、铁路、河川外,又大量修路、筑路、挖沟,特别是积极修筑蛛网形的公路。以县城为中心,修筑支线形的公路向四处放射;再围绕县城每隔数里,修筑环形公路一条,逐渐向外伸张,将全境笼罩。在这蛛网形道路网之下,使我部队一入地区,即被粘在网上,到处受敌人合击。安次、永清、霸县此种情况极为严重。日寇几乎把每一个村庄,都组织在道路网的交叉点上,配合由据点所组成的大网,互为表里,互相策应,企图使我部队困在此种地区以内,无法活动,更无立足之地。” 
  左权听过大家的议论,笑着说:“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 
  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听了左权的话,大家的讨论更热烈了。都认为彭总的意见不错,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要大干一场。聂荣臻回忆说:“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左权回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情况,事情就大体定了下来,7月中,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进行了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回忆说:“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故而当时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百团大战”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正太路基本瘫痪,“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区的公路也遭到破袭,弄得支离破碎。平汉线、津浦线也都数日无法通车。 
  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5)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李健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八路军越过敌人“封锁沟” 
  李健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 
  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李健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李健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李健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李健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 
  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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