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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鬼子进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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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敌人“点”、“线”已连成一片,成了气候。而我方既无实力打像齐会战斗那样一举歼灭日军700多的硬仗,骚扰、伏击等游击战又未很好组织起来。遂陷入被动。我们被动了,日本人自然得意了。据称,这一所谓“模范大队”管辖区的“治安状况”,“自1941年后半年以来日趋好转,到1942年春,已达到如饭沼师团长所希望的‘在警备区内,随时都能平安无事地自由行动’的地步。” 
  日本人行动自如了,我们的人则活动愈来愈困难。1941年11月27日,在冀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政治委员帅容率一个连由路西返回冀中时,在清苑县大李各庄遭到日军110师团步兵163联队所属部队合围,朱占魁战败被俘。 
  同时被俘的,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文波。冀中根据地建立几年,军分区一级军事首长被敌人活捉,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是由于指挥失误,出了差错。但也表明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如果我们愿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该承认,1941年上半年,也即多田骏在任的最后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比1940年有了明显的改进;1941年下半年,也即冈村宁次到任的最初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又较上半年有了显著的改进。或者还是用我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敌人越来越猖狂了。 
  话说至此,似乎也应该谈谈1941年形势为之一变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自身的原因。上面谈到的两个原因:聂荣臻谈到的“百团大战”问题和彭德怀谈到的冈村宁次的问题,都当属外部的原因,而有没有内部的原因呢?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半年来,冀中的敌我斗争,表现了许多特点,无论我、敌都有着不断的进步……不否认,敌人的进步,还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而我们的进步,还不够快,特别是今后的斗争,愈趋于复杂、曲折、残酷与尖锐,我们不断的进步,有着极严重的意义。谁进步的快,谁就会有更多的胜利,否则便要受到损失。 
  程子华还说,许多人对敌人大张旗鼓的“扫荡”看得重,对不声不响的“蚕食”却看得轻。岂不知这正是敌人的“新方针”,正是敌人的进步所在。 
  有人在总结河间县反“蚕食”斗争受挫的历史时说:“我们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和老做法来估计和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上、军事上变换了新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尤其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反‘蚕食’的对策,究竟怎样叫‘蚕食’?对它还没有认识。” 
  李健也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宝贵财富,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未来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交通战,除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外,从主观上讲,对敌总结受我‘百团大战’大破击打击的教训,而于1941年初提出‘新交通政策’,分块修路、筑碉、挖沟、浚河细碎分割,步步为营,先‘蚕食’十分区,后对其他区边缘同时分块‘蚕食’的阴谋诡计,认识不很够,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他还说,当时对敌“充实了新的内容”的交通战,“我各部队并未及时引起重视,甚至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或者只看到敌人暂时的一些成就而夸大之,消极悲观。”■药是好药,可惜开晚了一点 
  打仗,是斗勇,更是斗智。好比下围棋,双方都要争主动权。老是人家得“先手”,老是跟着对方落子,事情就不好办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太行山上的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冀中的吕正操、程子华,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摆脱日本人这一套“新交通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造成的被动局面?聪明的指挥员不会坐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非常善于 
  总结现实中的经验教训。这应包括两个方面:从历史中学习,即从过去的现实中总结经验。向百姓学习,即总结现实中百姓创造的好办法。 
  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2)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中共北方局成员,在清漳河畔一个名叫下南会的村子,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首先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 
  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不过这时还未有谈到具体的方式,具体的口号。会后,彭德怀不断找人谈话、查看各地的报告,心里的想法愈来愈明确。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说,该旅有一个连,在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晋察冀军区报告,1941年夏,军区组织有武力掩护的宣传队,到敌后去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效果很好。 
  …… 
  这许许多多的信息告诉彭德怀:敌人的后方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大部队进不去了,可以派小部队去。纯粹的工作队站不住了,可以派武装工作队去。敌人从四面八方来 
  挤压我们的地盘,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太舒服了。也应该去搞乱敌人的地盘。1942年1月,彭德怀正式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了一个文,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纪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并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口号。5月4日,又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往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你利用“点”、“线”封锁的“囚笼政策”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要让你的老巢四处冒烟,八方告急。 
  你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来搞我们,我们也要派人到你们的地盘开展全面的进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一对策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起了很大的作用。聂荣臻指出,到敌人后方去这一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武工队把日本人搞得多么狼狈吧?” 
  从现有的资料看,“敌进我进”的策略、武工队的作法是彭德怀首先提出来的。历史,应记住彭老总这一功绩。 
  “敌进我进”的对策,虽说早在1942年2月就已正式见诸文件,但如同现在的许多政策一样。政策本身虽说是好政策,但要真正变成群众的行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正如聂荣臻指出的,“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更不要说,有的地区有的部队,连这种“很不自觉”的行动都还没有。1941年,许多人还沉浸在“百团大战”的胜利声中,觉得只有打大仗才过瘾,小打小闹没意思。当年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的肖锋,曾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年五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很有典型意义。他写道:一天,军区来人到我们团检查工作,我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同志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他早上带着半个班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走到觉石院村北,看见一群鬼子押着民夫在山上修炮楼,还抢着吃东西,他们六条三八枪同时瞄准,突然开火,一下把鬼子打倒四个,剩下的拔起腿就往碉堡跟前跑,半路又给放倒了一个。听了这个报告,军区来的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办法,值得推广。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地问曹振国同志:“缴来了枪没有?”他低声回答说:“没有!”我冷冷地说:“没有缴到枪,只撂倒几个人,算个什么了不起的奇闻!”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3)   
  当时我这样讲,倒不是专门给曹振国同志泼冷水。主要是自己思想上扭着一个大疙瘩,觉得那样零打碎敲解决不了大问题,还认为主力团用不着去干那些小手小脚的营生。 
  肖锋说,当时“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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