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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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内部，持冈村宁次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资深的陆军将领。比如说当时的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反对与美英开战。
据畑俊六战后回忆，他之所以反对对美英开战，是因为他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指驻扎在中国的日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
同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比起那些极力主张全面开战、四处出击的人来说，头脑总算还清醒一点。不过当年，冈村宁次似乎是把自己的想法深藏于心，没有向日本大本营陈述。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线索。而他是不会放过吹嘘自己有先见之明的机会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只能找到他为自己辩解的令人失笑的话语：“我反对发动大东亚战争，反对扩大中国事变，反对树立汪精卫政权。但是我身为公职人员对上级领导部门所作出的决定，还必须服从和效忠。结果是两次担任参谋副长、师团长、四次担任军司令员，几次和所爱的中国人作战。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应当说是身为公职人员的悲哀。”
从冀中开刀（2）
照这个说法，从小就崇尚武力并立志征服中国的冈村宁次，在中国杀了无数人且被中共列为头号战犯的冈村宁次，是很不情愿地、迫不得已地与“心爱的中国人作战”。冈村宁次的这种虚伪和狡辩，也只能是让人哑然失笑。
相比之下，畑俊六在当年倒的确三番五次地向日本最高决策层陈述他的观点。他除了以书面形式提出他的意见外，在1941年9月15日，还派他的参谋长后宫中将专程回国，当面转述他的看法。之所以派后宫去，是因为畑俊六煞费苦心地考虑到“后宫中将与东条陆相是同期同学，关系密切，”畑俊六不知道，在一个多月以前的8月9日“御前会议”上，对美英开战已作为所谓“国策”定了下来。只是这个决定当时属于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连畑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仍不明就里。故而东条英机对于畑俊六“关于对美英开战在国力上没有成功把握的主张”，自然不会考虑，但又无法明说，只得用官话搪塞道：“第一线司令官只应向前，不应后退。”畑俊六认为他是本着“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来陈述意见的，并非消极避战。东条英机对他的“忠心”视而不见，如此冷漠，心中着实恼怒。故而在战后仍不依不饶地说：“后宫总参谋长只带回这样的回话，实在痛心。”后宫回东京陈述不要对美开战的意见的事，冈村宁次大概是知道了。他说：“听说后宫总参谋长曾反对对美开战，在我内心也曾引起共鸣。”冈村宁次还说什么根据他与“天皇”的接触，“使我深深体会到天皇陛下不喜欢战争，爱好和平的意向。然而，这次对美开战却是天皇批准的，实在令人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席卷欧洲，迅速占领波兰、北欧、法国，英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日本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据说，当时日本国内到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意即要利用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的时机，称霸亚洲，有些激进分子甚至高喊：现在马上到南方去。现在，日本人发动了新的战争，“公共汽车”算赶上了，但车上乘客的心情，恐怕不都是那么兴高采烈，轻松愉快吧？不过“实在痛心”也好，“令人不解”也好，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懂得他们的命运，是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他们便立即寻找机会，谋求“为国分忧”。
根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1941年12月3日发出的大陆令第575号，以及日中国派遣军发出的相应指示。1942年日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且在辖区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还“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看来当时上边对华北日军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像支守备队似的看守好现有地盘，就大体算完成任务了。可冈村宁次实不甘心如此，偏要考虑“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无怪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要说他“极为积极”了。
略有军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两面作战是极其不利的。
两只手打人，毕竟不如集中全力于一个拳头有力。故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比以往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
——要么实现“和平”停战，要么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1941年12月8日，美、英、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纷纷对日宣战。中国抗战抗了好几年了，直到这时，中国政府才对日宣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停战希望渺茫。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八年抗战，日本人在选择打击对象时，是有变化的。
抗战初期，1937、1938年，日本人是瞧不起共产党那几万兵的，主要打击国民党；1938年秋日军回防后，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是心腹大患，对共产党以军事打击为主，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又想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下国民党，因为就国际影响而言，国民党重庆政府，毕竟是中国中央政府，而共产党延安政权，只能是地方政权性质。一向反共的冈村宁次，就坚决主张尽早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以致命一击，以便结束“中国事变”，从中国战场上脱出身来。
早在1939年，在许多日军将领纷纷惊呼要以“共产军”为主要交战对象时，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却认为对国民党重庆政权的打击还不够。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冈村宁次提交了一份《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据日方文献介绍，这份意见书的主要精神是：“重庆中央直系军是抗日势力主要力量，只要这个军队不垮，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给重庆点颜色看看，才会真正实现“和平”。对一些文人特工实施的“梅工作”（引诱汪精卫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1939年3月6日，曾发出以下感慨：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从冀中开刀（3）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
冈村宁次骨子里老是那么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劲头，但也不能不承认，此人看问题较某些被他斥为“不懂中国国情”
的人，的确要深一点，准一点。他的态度及言论，在日军内部也不会一点影响没有。一些资历较浅、表面备受“梅工作”成功鼓舞的军官，内心实际上也是十分不安的。日本陆军省军务科一位名叫永井八津次的中佐，在1939年5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以汪精卫为首成立“新政权”表现出很不乐观的估计。他说：由此建立的中央政权，从实质上看，预想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统帅部所希望的，使重庆政府分崩后在某种程度上将该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下成立中央政府……二是如果不能把重庆政府合并在新政府之下，预料将与重庆政府之间出现对立状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就将处于日本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成为一种傀儡政权而不能真正解决事变。万一事态如此发展，陆军将要比建立政权下定更大的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持久战。
正是应了那句俗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历史的结局现在大家已知道了，汪伪政权建立后，重庆政权并未如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土崩瓦解。于是，要求对重庆实施武力压力的呼声又高了起来。
1939年12月10日，冈村宁次再次要求予重庆以迅猛一击，他写道：“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看来，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
冈村宁次最后还引用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话，来结束全文：“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看来，孙子也是主张速决，害怕持久战的。
据日方文献声称，冈村宁次“这个意见虽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有深刻的共鸣，但未被中央采纳。冬季攻势到来，证实冈村意见是正确的。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有不可轻视的抗战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并坚持认为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当时中央部把这看作瓦解敌人的主要手段）的效果。”也就是说，日本人痛感，对国民党重庆政权，光有军事打击固然不行，可光有政治诱降也不行。必须是既有政治诱降，又有军事打击。这样又打又拉，方有可能奏效。这里所说的“冬季攻势”，是指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军从北起蒙疆、南至靠近法属印支边境，发动的一场全面出击。本来，日军为了切断国际社会通过中越边境对中国的援助，在1939年11月，向广西南宁发动了进攻。日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说“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为此日军调集号称精锐的第5师团等兵力，作战之初，日军进展顺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11月24日，日军攻陷南宁，但稍后在距南宁50公里处的昆仑关，日军却受到二十几个师的国民党军的反攻，日军精锐第5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几被全歼，旅团长中村少将死在手术台上。消息传来，日军21军指挥部“充满悲观气氛。”
在华北、华中各地，日军也均遭到国民党军的反攻。日方文献声称：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据分析，蒋政权发动这次攻势，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用以显示本国军队仍然强大的行动，维系其国际信誉，借以掌握民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想以此行动抑制和阻止新中央政权（指汪伪政权）的建立。
这次冬季攻势，据日方文献，国民党军“蒙受极大损失，仅遗弃的尸体就约有五万具。”而日军自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日本人说：“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日军“对重庆军有了新的认识，痛感必须在军事上加以压制，坚决要求增派兵力。”
为了报复国民党军的冬季攻势，并打乱国民党军在整训结束后可能发起的进攻。1940年5月1日，日军突然进攻湖北宜昌，国民党军被打得大败，宜昌失守。宜昌距重庆仅约480公里，宜昌一失，日军进攻四川，攻打重庆的门户就打开了。日方文献对宜昌作战评价很高：“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权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
日中国派遣军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井本，在6月7日的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欧洲形势正急剧发展。我相信，这时候加紧对重庆压迫而不是放松下来，对解决事变实乃一大助力。”
在地面进攻的同时，日军还从空中实施打击，从5月18日至9月4日，历时110天。狂轰滥炸之后的“重庆街道几已无法辨认，”国民党军方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就在这“占领宜昌使重庆政权受到震撼，另外正当对重庆的和平工作（桐工作）颇有进展之际，”华北八路军突然于8月20日夜发动“百团大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此后没有向国民党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并于1941年初从华中调两个师团北上，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的压力。所以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从冀中开刀（4）
1941年一年，日军忙于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极度紧张，日军也乐于处于一种坐山观虎斗的位置，以武力压服重庆政权的事情一时搁置下来。但少数人仍坚持在中国大陆应一举粉碎重庆政权，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中将就说：“我个人历来主张进行四川作战，”但“在当时的派遣军中，除畑总司令官之外，关于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都不热心，”在1941年10月，日参谋总长杉山前往中国巡视时，时任日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的后宫淳中将就坚决主张应集中全部军队打倒蒋政权。认为“打倒蒋要远比打倒英美容易。”他知道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与自己观点一致，故提出可以由华南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联手作战，他说：只要“给华南方面军增加三、四个师团，”就“可以占领昆明，断绝缅甸通道。接着与华北方面作战相配合，可以消灭蒋政权。”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以遗憾的心情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意见对日本方面来说，确实是行使武力的惟一有利之处。但是，它同当时中央的想法完全合不拢，一点也没有予以考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一带的作战上，中国方面的问题暂且被放在一边。就是日军一般的将领、参谋，也大多沉浸在“大东亚圣战”的捷报声中，对研究中国问题兴趣不大。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一再说明，“除以武力使重庆屈服外，别无解决办法。”但日本决策层对此反应迟缓，一直“避免正面的回答，一直拖到3月29日，”才召开规格很低的“幕僚联络会议，”
决定1942年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算是给了日中国派遣军一个答复，对此畑俊六等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于是，1942年4月16日，日大本营又通知中国派遣军：“有关对华处理方针，不久（五月末以前）即将有明确指示。”
由于大本营的态度和能否增加兵力都不清楚，日中国派遣军对冈村宁次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以武力压迫重庆的请求，自然是无法给予一个明确、圆满的答复。早在1941年11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驻华日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冈村宁次就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