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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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回到郭家村，说了说情况，大伙上路心切，决定当晚就走。这一天，是1942年的8月13日。
自“五一”大“扫荡”以来，好几个月，大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成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今天又在一起夜行军，仿佛又回到了大“扫荡”前安定的岁月。人人心情都很愉快，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歌来，几乎忘了是在敌占区行军——已不是昨天的冀中根据地了。一早，到了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大马庄三面环水，要去大马庄，必须上船走水路。从大树刘庄上船，是最近的一条路。这里属游击区，离敌人据点很近。不能久待。所以进村后，社长苏路立即派人去找船，大伙就在堤上等着，看着堤上的绿树，看着白洋淀的湖水，心里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再有最后一段水路，就到“家”了。一些人蹲在湖边洗脸，小声哼唱着歌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2）
然而，13日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正在大伙等着上船时，忽听街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乱嚷乱跑起来。枪声也响了起来，焦脆的枪声一声声就像在耳边一样。派去找船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嚷道：“敌人从东边进村了，快跑！”这边立刻乱了营，有的跑散了，后来自己去了大马庄，有的被捕，有的则不幸牺牲了。
跑散后自己到了大马庄的高峰回忆说：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只有苏社长带着一支小手枪，他又是指挥员，本应都听他指挥，可是，由于大家缺少经验，一听有敌情，都跑散了。有的钻了苇塘，有的跳到水里，有的爬到老乡的房顶上……苏路同志的喊声，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我随着苏社长顺千里堤往西跑去。跑了不远，苏社长和张民同志闪进堤南一个门洞里。他们叫我跟进去，我想：门里是死胡同，不是等叫敌人捉活的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顺千里堤向西跑去。“别跑！再跑打死你！妈那个×……”汉奸车子队，边打枪，边骂着追过来。我心想：别咋呼，打死归你，打不死是我的！我和老乡们一起，顺千里堤，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我第一次来这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哪个方向是什么村庄都闹不清楚，只好看哪里有老乡，就凑到哪里去打听。可是，老乡们见我是个陌生人，口音不对，立刻就向我投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们吃够了化装汉奸的苦头，怀疑我也是个化装的汉奸。这在“五一”大“扫荡”后的残酷岁月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树刘庄南边远离村庄的庄稼地里，我像个失群的孤雁，由这个井台走到那个井台，由高粱地钻进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钻进高粱地。转来转去，观察村里敌人的动静。从头天下午出发，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碗饭，肚里叫，口内渴，太阳晒，又不知道同志们在哪里。急得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一点多。在一个有三四棵树的井台上，我和王涛同志相遇，亲人相遇，高兴极了，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估摸了大马庄的方向以及大概距离。
村里的枪声停止，烟火虽已熄灭，老乡们还是不敢回家。这里因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树林挡着，看不清楚村子里的情况，敌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涛同志合计了一下，决定绕道去大马庄。
下午三点多钟，我俩正在芦苇丛中，沿着蜿蜒的小道向前钻行时，大树刘庄周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离我们较远，我们没有理它，继续向大马庄奔去，本来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由于绕道太远，在苇塘里钻来钻去，太阳快落的时候，才到大马庄。一到大马庄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区负责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亲人面前，我们犹如还乡的游子，含着温暖幸福的泪水，使劲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双手，喉咙里梗着一块东西，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忆说：在这突然的袭击下，我们的队伍乱了。敌人很快出现在堤坝上，并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一边是望不到头的湖水，一边是步步逼近的敌人，我们的队伍进退两难。敌人继续向堤坝推进，我们已无路可走，怎么办呢？只得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向淀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没到胸口了。因为我不会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记忆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托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火线剧社的音乐教员张刃先同志。他用手托着我，把我送到一块四面环水，不到几百平米的园子地背坡上。与此同时我发现黄枫（火线剧社的男演员）托着张子舫也来到这块园子地的背坡隐蔽。我们四个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密切注视着对面敌情。这时听到敌人正在堤坝上喊叫，他们要下淀搜索，堤坝离我们也不过百十米远。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会游水不就可以脱离险境吗！我恼恨自己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随手将铅笔扔到水中。
我们被鬼子带上了堤坝，敌人又说我们是妇救会的，我们仍坚决否认。鬼子拿起木棒朝着我的肘关节狠狠地打来。当时因心情紧张和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感到十分痛疼。一棒子下去我的肘部立即肿起来。接着鬼子又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张子舫肚子上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怕被敌人奸污。我们是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敌人若是糟蹋，我们就和他们拼，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敌人糟蹋。
我们来到堤岸上，突然看见黄枫也被捕了，胳膊上拴了一条手指粗的绳子。我们心中立刻扑通一声，暗想这可糟了！在堤坝上，我们看到同志们的衣服，床单被敌人散乱的抛了满地。还看到张蕊，刘桂两个小女同志，赤着膊坐在堤坝上呕吐。我和张子舫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说：“怎么我们剧社这样倒霉！”
日本鬼子把我和张子舫带到用床单盖着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前，鬼子把床单掀开让我们辨认。当我们认出牺牲者是我们的导演路玲同志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条折叠起来的毛巾，捂盖在她的胸口上。显然，她是被敌人用刺刀捅死的。从她的面部遗容，可以想见她被俘后与敌寇搏斗的情景。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但强忍住泪水，一口咬定：我们不认识她。管林她们几个被捕的女孩子，还有一位男同志，被伪军用自行车拖着，带回啵菥莸恪Ｔ谟斜硐值枚己芗崆俊９芰炙担拔颐且槐徊叮橹暇透狭恕！辈煞霉芰旨锹肌；璺ㄓ龋罄床胖溃笔倍运羌父霰冉虾推⑽峭ǚ绫ㄐ诺囊桓龃蟾鑫本褪俏颐堑哪谙吖叵担夥藕笤谏蜓艟ぷ鳎刮芰值刃垂っ鞑牧稀Ｓ捎谟凶橹系挠龋芰炙强诠┮脖嗟媒虾茫腥俗ゲ蛔∈裁炊鳎詈笥靡煌蛭北医父霰环呐臼炅顺鋈ァ７凑潜舜诵恼詹恍伞３鲇翘欤本映せ顾担骸澳忝腔厝ズ螅沟蹦忝堑陌寺罚一沟蔽业暮杭椋焙罄矗且舱纷チ寺肺鳌！�
回忆起在那次遭遇中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堤上的路玲，火线剧社的老人们都露出痛惜的神情。路玲是上海人，卢沟桥事变前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喜欢文艺。和苏路在上海演戏时认识后，情投意合，两个人就自己从上海跑到了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到的冀中，两个人都在火线剧社工作，苏路是社长，路玲是导演。老人们说，这两口子都很有才华，路玲写剧本、演戏、音乐、舞蹈、导演样样行。在大树刘庄让鬼子抓住后，她闭口不语，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南方人，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她曾乘鬼子不注意，纵身跳入水中，可惜她不会水，又让鬼子给捞上来了。苏醒后坚决不跟鬼子走，结果鬼子向她胸口猛刺了七八刀，就这么倒下牺牲了。当天晚上，一些幸存者才找到村里老乡，用当地出的芦席，把路玲的遗体卷起来，就埋在大树刘庄高高的堤坝上。才华刚开始显露的这么一条鲜活的年仅26岁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一位冀中的老人说：“活的活下来了，死的死去了，这便是战争。”
活下来的人，后来都在大马庄集中，休整了半个月。大马庄三面环水，桃花梨花，红白相映，绿树成荫，水清鱼跃，一丈多高的芦苇丛，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把村庄隐蔽得严严实实。不注意很难看出这里头还有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庄，更想不到冀中军区九分区机关就住在这里。村里的百姓，种稻子，打鱼虾，织苇席，相对而言生活也还算富裕。
待了半个月，集结在这里的近千人准备过路到路西去，一夜要过一道铁路、三道深宽一丈五六的大沟，行程180余里，身体不行的，跟不上队的都留下。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队伍从大马庄出发，去路西。
老人们说，过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日本人对平汉铁路封锁得厉害，铁路两边都是像间房子宽、深的大沟，挖出水来，下去后两人搭人梯都摸不到顶。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铁路上经常有日本人的巡道车开来开去，探照灯一照，四下如同白昼，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们说，胆小的、未经过阵势的，真有吓草鸡的，腿都软了，步都迈不开，别人只好用布条把他两手、两腿绑起来，吊过沟去。
一路跑着过了路，休息一夜后又走了一段，就到了冀中军区所在地：行唐县口头镇议庄。吕正操司令员等接见了过路的干部。又过了些日子，“留在冀中暂时没过来的同志也都陆续来了，甚至大树刘庄被俘的同志有的也被我党组织营救而脱离虎口，又过来和我们重逢了，所有冀中的文艺团体都来到这里。”这里看不到日本人的膏药旗，听不到“完成大圣战，建立共荣圈”一类的鬼话。村里又传出了抗日歌声：“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1943年元旦，冀中军区直属机关召开联欢会，在会上，吕正操司令员说：“去年是大比之年，我们的反面教员给我们出了很难的题目，然而在座的同志们都答上来了，而且都及了格。但是，这还不算完，希望同志们更好的学习和工作，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4）
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场呀！■咬牙干部，反攻干部，建国干部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后的岁月是很苦，可也不是说一点乐趣没有。李惠老人回忆说：“那时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这群姑娘和小伙子们从来不知道愁，每逢‘跑完了情况’又轻松愉快起来，从刚发生过的情况中寻找些笑料谈论不已。”
有时甚至敌人在上头闹腾，下头在地道里还照“侃”不误。屈培壅老人回忆说：“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不悲观失望。而是心情愉快，满怀信心地生活……若是情况缓和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在屋子里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有时地上敌人来来往往，我们在地下洞子里小声说笑，充满着共产主义乐观精神。”
人们甚至还拿“五一”“扫荡”时跑反来开玩笑。如说“你还真有两下子。”被夸的人会回答：“原来我还有三下子呢，不是‘五一’‘扫荡’给跑丢了一下子，才剩下二下子了。”人们把岗楼上的敌人叫“蚂蚱蝻子”（不会飞的幼蝗虫），把“扫荡”的敌人叫“飞膀”（会飞的蝗虫）。一说“飞膀来了。”就知道敌人又来“扫荡”了。凶狠的敌人，也不过是些蝗虫……
八路军在太行山开荒那会，毕竟是年轻。
到了路西，不用跑“情况”，不用钻地洞，头顶上没有太阳旗在飘，可以放声唱抗日的歌曲。脚下踩的，的的确确，是自个国家的土地。心中自然很愉快，可乐中也有些苦。先说生活苦：一说起路西，许多冀中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说：“路西比冀中可是苦多了。”采访吴西记录。吃黑豆，吃萝卜缨子和野菜泡成的酸菜，拌上玉米面，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树叶。胡友孟老人讲，甚至还吃过臭椿树叶，他说，当地老乡吃树叶，可也不吃臭椿树叶。
采访胡友孟记录。
刘仁老人说，1943年过年吃不上饺子，许多冀中的战士都哭，在冀中，再怎么样，过年吃顿饺子还是没问题的。
路西根据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产粮区，要靠冀中等地的支援，在经济上才勉勉强强算是能维持下去，而现在冀中暂时为敌所占，不但不能予路西以支援，还有数以千计的部队作战人员和干部涌入路西。这无疑使路西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当时在路西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
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情况暂时恶化，不但断绝了对山区根据地粮布等物资的大量支援（如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冀中运给路西山区粮食1900万斤），而且有成千上万人的主力兵团和党政军民机关人员转移到山地整顿，大大加重了山区群众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的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只能以马料——黑豆为“主食”。有人回忆道：“1942年是晋察冀边区物质条件，人民生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特别是在夏末初秋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生活尤为困难，当时群众吃糠吃树叶，部队以黑豆为主食，有时还吃大麻子油。”
说起吃黑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