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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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后，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送行。望着徐向前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刘伯承说：“冀南情况复杂，又是大平原，打游击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志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呢！”邓小平说：“这副重担，非他挑不可。”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我们不难看出，冀中的确如聂荣臻所说的，“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已变得十分肯定，相当乐观了。不过，这是毛泽东给党内高级干部的指示。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仍是十分谨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敌后工作的抗大学员讲：“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讲，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
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是学聂荣臻同志，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又具体指出：“太行山、吕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见，在那时，毛泽东仍主要是把山区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仍说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长期支持下去的根据地，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此前，共产党只在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过根据
地，还从没到像冀中这样的敌伪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过根据地。党内不少人对此的确信心不足。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战士习惯于在山区作战、生活，乍一到平原，就会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回到山区，就如同回到故乡一样高兴。程子华在回忆起红25军在1934年的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的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难理解，一些长年战斗在山区的干部来到冀中，看到这样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根据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说：我参军后，净是战斗在贫穷的山沟，一直没看见过平原，这次一过铁路，就望不见山了，一马平川，真是村庄稠密，处处饮烟……啊！真是与山地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我们党能否在山区创立根据地表示怀疑，那么，在抗日战争阶段，也有人对在平原地区能否打红旗，表示疑问。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战，就是要比山区更困难一些。其实，早在1939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曾阐述过这个道理。他说：“经过敌人五次战役‘扫荡’之后，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敌陷。这里必须了解，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从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们的兵团——游击部队即在这种狭窄的地区艰苦奋斗。”这里提到的“敌人五次战役‘扫荡’”，是指日军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对冀中的五次围攻，经过这五次进攻，日伪军占去了冀中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这样一来，敌军不仅在冀中四周驻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摆上了子。形势更加严峻。关向应说：从冀中的具体局势看，即可以意识到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环境。很明显，在那样密集的据点之间的狭窄地区遭到敌人不时的合击，它不能不处在不断的连续行军与作战中。二年来的考验证实了，如果不是素质优良的部队将不可担负起这一个任务。另外因为是在平原上，
冀中、冀中（3）
利于敌人一切技术兵种行动，所以我们在那里是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中，残酷地战斗着。再加上城市的陷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物质资财补给的缺乏，所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不能不是残酷的和在与克服一切困难中来实现的。
还拿下围棋来打比方，你从对方围好的“大空”中挖出去一大块“实地”，对方岂能坐视？人家会竭尽全力挤压你，缩小你占据的地盘，人家会想尽办法隔断你，封锁你与外界的联系，人家甚至会投入更大的力量，一口气吃掉你，重新夺回这块实地。
因而，在平原地区，能够创立根据地是一回事，能否坚持下去，又是一回事。当年，毛泽东作为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巩固、长期的根据地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得更深、更远一些。他对此持谨慎和冷静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和十分明智的。当然，今天，我们都已知道，冀中根据地，是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冀中军民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一页页历史已完全证实，在平原地区，是完全可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
应该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思想。还应该说，冀中百姓在对敌斗争中创立的地道战、两面政权等斗争形式，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一笔宝贵财富。不过，当年人们大多还看不到冀中根据地的创立和坚持所具有的这些理论上的意义，人们看到的，只是冀中对其他根据地直接的、实实在在的支援。
“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
冀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棉花、粮食、水果等。高阳的土布，过去是行销全国的，深县的蜜桃，个大色鲜，皮薄肉细，汁多味美，平均约半市斤一个，大的一个就有一市斤。据《深州志》记载，早在汉代就已被列为贡品。沧州的西河红枣，肉质细腻，剥开有金黄丝牵连，故又称“金丝小枣”，营养价值很高，可做成枣切糕、枣粽子等食品。当地有“天天吃三枣，一辈子不见老”的说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但比较起来，平原毕竟比山区要好一些。在冀中，不管粗粮、细粮，总算能吃上正经粮食，在当年，这也是冀中“引进人才”时颇具吸引力的一个条件。
1940年2月来到冀中工作的李健同志，回忆起他到冀中的过程时，说：那时，我军在冀南地区进行讨伐石友三的战役，程子华政委率领的冀中部队正在冀南。
冀南部队就将我们送到程子华政委那里。他听说我们是从八路军总部来的，一天中午请我们十人吃了一顿饭。饭间，程子华政委问我：“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我说：“左权参谋长介绍我们去一二〇师贺老总那里。”
子华同志开玩笑地说：“好啊！左参谋长好大方啊，一下子给贺老总送去十个高参，怎么一个也不给我们呀！”他接着又说：“李健同志，跟我去冀中吧！”
我说：“政委，那可不行啊，左权参谋长给贺老总的信还在我腰里揣着呢。”赵部长（随程政委南下讨逆的敌工部长，山西人）开玩笑地插话说：“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你说吃哪个好！”一句话把我和同志们都逗笑了。
当然，李健后来来到冀中，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也不是冲白馒头来的。何况，就是在冀中，也不可能老吃白馒头。不过，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冀中生活水平比山区要强一些，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公认的。
至于路西山区，有山药蛋吃还真算不错。正像刘伯承当年说的：“晋西北的山药蛋、荞麦面和晋东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这些粗糙东西，它能抗日，使我们兵强马壮。”实际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连山药蛋都没得吃。
就说1940年吧，如果当年李健等人去了晋西北一二〇师，可能真是连山药蛋都吃不上。一位当年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年的生活，说：1940年初，发生了“晋西事变”。我们战斗剧社随部队返回晋西北。这个地区经过敌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阎锡山顽固军的无情掠夺，似乎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十分穷困。再加以敌人连续“扫荡”，战斗频繁，整个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有好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粮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饥。偶然吃一顿煮豌豆，便很高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晋西北——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来喂牲口的。对我们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更不要说吃了。我在江苏老家农村，吃过煮鲜毛豆，样子和黑豆差不多，鲜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变成黄的，无论鲜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还带甜味。而黑豆煮出来却是一锅黑里透红的稀汤。因为已经变质，气味也很难闻。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冀中、冀中（4）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冀中根据地和路西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区遇到了困难，冀中，就好比家庭里经济宽裕些的成员，予以支援是义不容辞的。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运去粮食1900万斤。
说冀中宽裕，也是相对而言。冀中虽是产粮区，但1939年刚闹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为了解洪水造成的损失，冀中领导机关组成4个工作团赴各地进行了摸底调查。据各团报告，冀中全区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众缺半年以上口粮”，“粮价开始上涨”，“有的地区已出现十四五岁女孩子出嫁的现象”，“小孩、老人要饭的事”，“杀牛宰驴的现象”均已发生。总之，在大水盈门的情况下，群众的悲观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人详细听取了各工作团的汇报，心情都非常沉重。黄敬和吕正操本来都是非常豁达，平日有说有笑的人，听了汇报，他们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再也笑不出来了。
1939年9月，洪水才逐渐退去。洪水过后，地里上了一层好污泥，土地肥沃，对丰收有利。
百姓们忙着秋耕秋播，部队也抽出人力、战马支援。到了冬天，各级政府又组织群众利用冬闲，搞副业，跑运输，“有纺织基础的地方，几乎男女老幼都投入了纺织行列，到处可以听到纺车与织布机的声响，”到了1940年春，冀中“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荠菜，老瓜筋、马翼菜，以及无毒的各种野菜、树叶、地梨都拿来当饭吃。机关干部也随同群众去挖野菜充饥。”就这么吃糠咽菜地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4月，又落了一场透雨，小麦长势喜人，6月，终于迎来了夏粮的大丰收。
冀中军民刚从百年不遇的大灾中缓过一口气来，一听说路西缺粮，立即就拿出了1900万斤粮食。约占当年冀中征收公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1900万斤粮食，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1943年春，彭德怀把精于理财的八路军后
勤部长杨立三找来，研究粮食问题。杨立三汇报说，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生产540余万斤粮，约摸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彭德怀听了很高兴，说：“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
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
3公斤粮，也即6市斤，就可以维持一个农民10天的生命。那么，18斤粮，即可维持一个农民1个月的生命。1900万斤粮，足可以维持100万人10个月的生命。而当时整个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的人口，不过二百六七十万。
这批粮食，在当年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粮食，就意味着生命；就意味着胜利。因而，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供给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冀中的粮食要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把它运过来。
的确，就是在和平年代，要把这么多的粮食一斤、一斤地集中起来，再平安无损地从平原运往山区，也不是件简单事，何况在那个年代。首先，要把粮食从冀中几千个村庄汇集起来，就要通过许许多多敌人封锁的公路、河流。然后，又要把集中起来的粮食运往山区，更是要经过日伪重兵把守，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姓沿路轮班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