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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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到了晚上，一个人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油然而生。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士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镰刀或一锄头。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闻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土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炕的房子，向着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恐怖，苦闷，无助，这就是当年那些日本兵的心理状态。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
侵略者的悲哀（6）
民兵炸毁敌人的碉堡
参考文献：①《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③《肃宁革命史料》，第2期，中共肃宁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年铅印本。④《火线剧社在冀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4期、第24期、第35期、第36期、第33期、第45期、第13期、第22期、第47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⑥《古城外的斗争》，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
⑦《滹沱河畔的战火（续）》，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
⑧《滹沱河风云——回忆安平“五一”反“扫荡”斗争》，张根生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⑨《夕下拾零》，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⑩《冀中抗日政权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年轻的时候》，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离乱与安宁》，许明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星火燎原》，第六辑、第七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苏锦章，《冀中“五一”反“扫荡”的基本经验》，1990年油印本。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悲惨的战争——我的回忆》，（日）市川幸雄著，中译本，清华大学1990年铅印本。
《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人的集团心理》，（日）入谷敏男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崔希哲，《冀中七分区敌伪概况介绍》，打印稿。
《深县志》，深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血色冀中》，李秉新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尾声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恐怕是当时延安最令人关注的大事了。至于敌后某个根据地遭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如同今天我们看新闻看到中东某地又发生流血冲突一样，已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了。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太平洋战场的天平，开始向盟国一边倾斜。1942年6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报告，“五一”大“扫荡”，使“冀中军区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大约在同一时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共北方局提交报告，认为冀中“五一”反“扫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扫荡”严重性估计不足，主力部队在中心区未充分散开以及地道斗争未充分开展起来。
1943年8月，冀中军区撤销。吕正操率转移到路西的原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开赴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的部下吹捧说，“从洞晓地形、民情来说”，冈村宁次“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3天后，27日，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离开路西慈家台村，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去冀中赴任。过路后，来接应他的人赶来一辆牛车，对穿着便衣的杨成武说：“司令员，上车吧！”于是，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就穿着土布褂子，坐上牛车。担任警卫的战士，都化装成出门的百姓，步行跟在后面，紧张地望着四周，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宣布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国民党上海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不久归国。同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北京举行。
1962年4月，冈村宁次的儿子冈村忠正暴病而死。这件事对已78岁的冈村宁次打击很大。用中国人的老话讲，这叫报应。
196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病死。同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吕正操、杨成武等人均被打倒，一大批当年从“五一”大“扫荡”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干部亦被打倒，其中一些人含冤而死。
1971年9月，日本天皇战后首次出访欧洲。在英国，天皇栽的杉树被砍倒。群众手持写有“白白死了怎么行？”“被日军俘虏而死了”等标语牌到机场“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也意外地冷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遇到手持“我的爸爸在哪里？还我爸爸”标语牌的群众。在西德波恩，群众举行了反对天皇访德的示威游行，人们对天皇的车子投掷鸡蛋，有人高叫：“勇敢的希特勒！”
1999年，北京焦庄户修整一新的地道战遗址。前来参观的小学生钻上爬下，兴奋得不亚于逛了一次魔幻历险洞。同年阅报，知悉日本某部门负担往返机票，鼓励新婚夫妇前往当年日军“玉碎”的某岛旅行结婚。
2005年3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方上述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日方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日教育是毫无道理的。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美化侵略、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
参考文献：①“谈‘五一’大‘扫荡’的史料情况”，载《河北党史资料》，1993年第一期。②“关于华北驻屯军档案和资料”，（日）安井三吉著，载《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
后记
写这本书，我是有几个没想到的。
一是没想到会去研究冀中的抗战史。我是江苏海门人，抗战时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是敌我争夺的一个焦点。原本是想写写家乡抗日的事的。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00万颗民族心》，正是反映这一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的。于是我只能转而研究抗战时期敌我斗争的另一个焦点：冀中。对这一选择，我无怨无悔。
二是没想到这书写起来这么难。沉下去后，即发现相关史料匮乏。我方的资料当然有一些，但偏偏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上，却又付之阙如；敌方的资料当然也有一些，但能够看到的也实在太少。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先生调查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和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处所藏档案，认为日华北驻屯军的“档案和资料还没充分公开”，见所撰“关于华北驻屯军档案和资料”一文，载《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这可真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还不算什么“巧妇”。事情逼得我去加大采访和实地考察的力度。后来常跟人说，并不是要赶什么“口述历史”的时髦，而是客观情况逼得人这么去做。不过这样也好，等于是抢救了一大批史料。是冀中的老人们，是那场劫难的幸存者们，帮助我抹去了沉睡在历史真相上的尘土。
三是没想到这么受教育。本来，人到中年，波澜不惊；加之我所受的史学训练，要求保持冷静与理性的态度，少掺杂主观的东西，以求弄清历史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一点不动感情呢？当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次次刺激着我，气噎填胸，写不下去。多少次我放下笔，仰望朗朗星空，发出心底的呐喊：这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
这一段历史绝不能重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五一”反“扫荡”斗争中英勇殉国的先烈们，永垂不朽！写这本书，我要感谢许多人。
感谢吕正操同志、刘沙同志、史立德同志、白力行同志、刘秉彦同志、费国柱同志、高存信同志、孙毅同志、吴西同志、帅荣同志、成学俞同志、马玉槐同志、黄桦同志、丁廷馨同志、冯佩之同志、吕品同志、武斌同志、李盾同志、管林同志、杜敬同志、肖寒同志、傅铎同志、弓桐轩同志、冉淮舟同志、卓雄同志、张震寰同志、石豁同志、胡友孟同志、王炎同志、刘少华同志、田丹同志、刘燕瑾同志、李其煌同志、屈培壅同志、曹洪涛同志（以采访先后为序）等冀中的老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回忆，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感谢中国人事出版社姚松柳先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魏树宁先生在早期采访时所给予的帮助，感谢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国防大学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定州市、保定市、石家庄市、衡水市及原冀中腹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及肃宁、河间等县党史办所给予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这本书也是很难完成的。
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编辑朱晋平先生，感谢关注此书出版的史略先生和张越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这本书是难以和读者见面的。
本书选用了一些历史照片和历史地图，也一并向有关人士表示谢意。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作者2005年4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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