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蒙难集 1106-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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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惯了冷落寂寞生活的麦克林托克，面对国内外科学界的赞誉和奖励，又添了 一种新的烦恼。她闸局促不安地向记者表示，她完全不喜欢宣扬；她所想的只是退 到实验室里一处安静的地方；她不在乎个人财物，也不喜欢积聚个人财物。
冷落的原因和启示
麦克林托克的“转座子”理论为什么会被科学界冷落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呢？ 综合起来看，不外乎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转座子理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关系来看，转座子理论推翻了经典遗传学 关于基因是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因而不能为经典遗传学家 所接受。
第二，从转座子理论和分子遗传学的关系来看，是由于前者走在了时代前面， 是一种超时代发现。科学界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分子遗 传学家的冷落。一般说来，一项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只有当社会以其科学技术发 展的全部进程为领会它们准备的时候，也就是如通常所说的，当这种发现或发明的 思想“已经成为潮流” 的时候， 才能为社会立刻领会，给予正确评价和使用。而 “超进代”的发现和发明，远远走在了绝大多数人认识进程的前面，只能为极少数 人所接受，而不能此起同时代大多数的共鸣，往往长期作为“自在之物”存在，受 到人们的冷落。只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当这种发现或发明为某人或许多人所重复的 时候，人们才重新提起它、研究它。转座子理论正是这样。对于麦氏来说，在30年 代，它便成了“为我之物”；而对于绝大多数分子遗传学家来说，只是进入到80年 代时，它才被真正认识到。她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像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人 们都很佩服它，但很少有人能说已经弄懂了。“阳春白雪，和者为寡”。人们不懂 它，当然也就谈不上接受它了。
第三，从转座子理论赖以建立的实验材料看，是由于它离开了分子生物学的主 流。麦克林托克虽然身在冷泉港生物学实验室，但她所采用的材料，与该室中极大 多数科学家不同。她没采用病毒和细菌作材料，研究基因的拼接、剪切和重组，而 是采用玉米这样的高等植物作为研究对象。据美国《时代》周刊称，对她这种坚持 用经典遗传学的技术研究遗传秘密的做法，她的同事一直是感到“不可思议”的。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她的孟德尔式的孤军作战的方式有关。这种方式对 于她的理论的传播是非常不利的。据有人对科学上克报阻力过程的专门研究，许多 革命性的发现，只有借助于团结一致的积极分子团体的活动，才能较快地得到科学 界的承认。这点，正是麦氏的工作方式所欠缺的。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麦克林托克采用了孟德尔式的工作方式，利用了大体相同 的实验材料（都是高等植物），得出了相同性质的超时代发现，也遭受了大体相同 的命运，但她毕竟在晚年看到了自己理论的胜利，并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奖励—— 诺贝尔奖。
麦克林托克奋斗五十余年的科学生涯，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 们要学习她敢于推翻传统理论观念的革命精神；学习她献身科学、不惜牺牲个人利 益的高风亮节；学习她不因冷遇而自弃、不为荣誉所陶醉，始终如一，孜鬃追求真 理的高尚情操；学习她在经典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之间铺设桥梁、开辟新领域的创 新意识；学习她洞见细微的敏锐观察力和见微知著的高度想象力；学习她从运动角 度思考问题的辩证方法。麦克林托克的遭遇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对待一种新学说时，我们要努力克服思维的保守性，采取正确的态度给以热情支 持。在评奖中，我们应努力做到有眼光、有魄力、有远见，不仅对那些很快就要被 证实的发现应该给予奖励，而且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证实的超时代发现也 应给予荣誉。人们预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麦氏的奖励，在科学界将受到广泛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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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只尊仲景书，却遗后贤法
——吴又可及其《瘟疫论》的遭遇
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了明代末年著名升学家 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戾气说。这种学说在细菌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对 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学说能够得到继续发展， 无疑地会对祖国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想、科学技术等水 平的很制，吴又可的卓越见解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甚至没有引起当时医学界应有的 重视，实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一）
明朝中晚期，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人民的统治日益 深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各地频繁爆 发农民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明朝统治机构日趋动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百姓不得安宁，生活极度贫困，各地相继出现疫病。据史书记载，1408－1643 年，共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 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十分惊人，1408年，江西、福建两地死亡七万余人；1444年， 绍兴等地死亡三万余人；1456年，桂林死亡二万余人；1643年，京师死亡二十余万 人，不论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传染病的大流行给中医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搞清 病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解决治疗问题。早在中医理论奠基时期，《黄帝内 经》一书对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热性病有过这样的论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 类也”，指出热性病是人体伤于寒而发病。处于朴素经验阶段的早期中医学，对急 性传染病与一般传染病在概念上没有严格的区分，从主要症状上统称热性病，从病 因上称为伤寒。在此基础上，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名机，约公元150－219年）结合 医疗实践，在病因上下定义，把这一类病定名为“伤寒”。他在《伤寒杂病论》中 指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 为伤寒“。作为病名，”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 狭义是外受风寒、感而即发的病变。《伤寒杂病论》一书所论伤寒是广义的伤寒， 虽然有瘟病的内容，但是，重点论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辨证施治， 对瘟病则没有系统的论述。这表明中医关于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对病 因、治疗等方面还有待于后人不断深入探索和发展其理论，逐渐建立中医传染病学。
《伤寒杂病论》以后的千余年历史中，中医在传染病方面虽然有所发展，但是， 不论在病因方面，还是传染病特点及治疗等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直到金代 医家刘完素（约1110年－？）在治疗热性病方面主张用清凉法，后来明初医家王履 （1332－1391年）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见解，以大多医家从多方面对 热性传染病进行新的探索。在这之前，历代医家都把瘟病混同于伤寒，治疗了采用 “三日以前汗之，三日后下之”的方法，局限于《伤寒论》的樊篱，不论是南北朝 时期，或是隋唐五代，基本上如此。
明代的通商和交通较前发达，使传染病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许多医家仍然沿 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传染病，疗效很差，结果“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 病愈急药愈乱”，“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措，未免指鹿为马矣”。许多染上 温病的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 正确的道路就是立足实践，解放思想，摆脱《伤寒论》的束缚，提高中医对传染病 的病因等方面的认识。
（二）
明朝末年出现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给人们认识它的本质提供了条件。但是， 如果没有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仍然无法提高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因此，只 有打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才能推动中医学传染病理论的发展。
明末医家吴又可（1592－1672年？）在行医中深入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研究 病变的规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善于创造性思维，摆脱中医学术上的僵化 思想，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他经过系统地总结，提出了瘟疫病因学上的 新观点——戾气说，并著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疫论》。吴又 可在书中对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发展了中医对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并且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截然分开。
吴又可之前的历代医家，都是从天气的异常来理解热性病的病源，而他经过长 期的探索后独树己见，在书中写道：“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 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 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精辟地概括出来戾气的特点，即人 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指出它有多种类型，“众人有触之者， 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不同戾气所引起的瘟疫种类各异，揭示了戾气具有特异性。 另外，论述了戾气具有偏中性特点，“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 不病”，吴又可的这一论述与现代医学中的“种属感受性”或者“种属免疫性”概 念是很接近的。戾气说把中医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疮、痈疽、丹毒等的病源归结 为杂气。吴又可提出戾气说的时代，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微生物学说，中医水平 还处于经验升学阶段， 他提出的这一比较科学的设想，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L。 Lister，1827－1912年）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二百多年。所 以说，吴又可的戾气说是中医传染病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中医学术思想上继承与突 破相结合的成果。
吴又可总结出瘟疫流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大流行，二是散发性。突破了以前医 学经典中关于传染病的论述，对诊断瘟疫及其预防具有重要作用。关于瘟疫的发病 特点，他指出瘟疫既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表证，也没有里证的表现，而是憎寒壮热， 脉不浮不沉而数，瘟病初起，侵入膜原。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主张急证急攻，逐邪 为首；并且重视攻下，补泻兼施，他所创用的方剂“达原饮”等具有独特的疗效， 至今对某些急性传染病均有较好的效果。更可贵的是，吴又可设想如果找到制报戾 气的特效药，一种药治一种病，那样则不必配制方剂，可以减少许多琐事，一般的 处方用药完全可以总废除。
由于吴又可对传染病的病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因而对发病规律做出了比较 正确的解释。他在《瘟疫论》中指出传染途径有两个，一是来自自然环境，二是人 与人之间的传染，侵入人体的途径则是自口鼻而入；并且认识到人体抵抗力的强弱 与是否发病有关。
吴又可提出的戾气说和他的《瘟疫论》，反映出独到的见解与创新精神。他把 温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加以区分，对疾病的传变上完全摆脱了六经传变的传统说法， 认为疫邪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之后以九种不同方式向“表”或“里” 传变；并提出治疗瘟疫的新设想，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史上的新篇章。这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他的戾气说出现后，使中医领域墨守陈规的学术风气 受到一次猛烈冲击，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医家极为不满，把富于创新的成就看成是 离经叛道的行为。比如，清代的医家陈念祖（1736－1820年）曾指责吴又可的新理论 是“创异说以欺人”，不仅如此，他还对吴又可以前的所有进步的医家及医学上的 成就全盘否定。陈念祖在《神农本草经读》一书中说：“唐宋以后，诸家异说盛行， 全违经训” ，极力反对中医学的革新。这种否定和攻 击在学术思想上代表了保守 势力。另外，清代中医学术界对吴又可的新理论不够重视，伤寒派一直坚持伤寒包 括温病（一般热性传染病），认为只要学好《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就可以 治疗温病。乾隆年间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派，则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而且古代伤寒多而温病少，认为伤寒为寒邪所致，温病则由温、暑、燥、湿等不同 邪气所引起，所以，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现在看来，两个学术派别的争论不过是 对一般热性传染病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罢了。所谓温病学说，在对一般热性传染病传 变过程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比《伤寒论》前进了一步。但是，戾气说在中医传染病 病因学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温病派不敢公开提出的关于治疗温疫的 特效药设想，也被无声地埋没了。如果他对传染病的一系列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大胆 设想能够得到继续发展，中医学在传染病方面完全有可能进行现代科学的发展阶段。
（三）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晚期，社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中医有了较大 的进步。吴又可的新成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敢于冲破束缚、 大胆创新的精神，是他在中医传染病学上取得重在成就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总 结这一历史经验，特别是受蒙难的历史教训，确是发人深省的。
中医史上，自理论奠基以来，其发展是缓慢的，主要的原因是正统医学学派学 术思想的僵化和墨守陈规，四部经典成为他们心目中一成不变的教条，“理必《内 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把前人的经验僵化了，因此，关于传染病的理 论基本停留在《伤寒论》水平；瘟疫与伤寒的概念混同，治疗皆用伤寒法。当新发 现的事实与原有理论不符时，学术思想保守的医家总是牵强附会地进行解释，结果 既不能发展前人的理论，也不利于指导医疗实践。吴又可“静心穷理”，提出新的 学说，却受到否定和攻击。伤寒派成为中医的正统学派，对戾气说则没有给予应有 的重视，而热衷于与温病派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两派的主要观点是一个问题的不 同侧面。这样，就阻碍了对瘟疫病因的探索以及特效药物治疗的深入研究。
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中医的学术风气。统治阶级为了束缚人民的思想， 从董仲舒开始，把儒学家说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错误观 念限制着人们的手脚。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宋明理学，对中医学术思想带来消 极影响。所以，中医学术上尊古、崇古、好古的保守思想，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深。 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原因之一。著名医家王肯堂批评指出：“知尊仲景书，而遗后 贤续法者，好古之过也”。《伤寒论》成书后几百年间，中医对热性病的探讨不受 重视，流传的也不广泛，宋代开始注意，但只是偏重注释、整理和补充《伤寒论》， 在基本理论方面毫无突破。这一时期，“五运六气”说却在中医界占有相当的地位， 太医局将它列入考试医生的科目中。可见，理论脱离实际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