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3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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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法文”上看，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我知道，无论哪一种力量在香港具多么巨大的支配作用，人们在考虑和驾驭香港的未来命运时都不能不顾及中央政府的意志，更不能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闻不问，不过生活在香港，总要去亲耳聆听几番立法会的正式会议，看看这颗“心脏”究竟在怎样跳动
2006年８月２日，我选择了一个很敏感的议题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走进了立法会。头一天，我先打了电话表示申请，这种“申请”实际上不需要等待审核批准，主要是预订旁听席位。香港立法会每次开会，任何人，只要身份合法，都可以进来旁听，“先到先入，额满为止”，会议内容也都从来公开。
来到立法会，一开始，我还有一个瞬间想到了这就如同我正要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是推开门进去，首先，我发现没有警卫，其次发现不需要通过任何安检，工作人员只是指引着我去媒体接待处做一个简单的登记，也不限制我随身携带的书包。
立法会议事大厅，过去从电视画面上看好像挺大的，但是人真的走到了里面，我眼前的“大厅”并不大，会场内的议员座椅成“品”字形摆放，最多也不超过一百个席位，只是高，挑空穿透了三层楼，气氛足够凝重，白色的穹顶甚至有点像外国的教堂或者宫殿，三盏铜制的大吊灯横向排列，一方面提供着照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大厅庄严、密闭、深邃，与世隔绝、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独立意味。
《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由香港政府提出，在香港，这件事之所以非常敏感，原因之一就是香港作为一个法制社会，即使是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如果没有得到法律的明文许可，也不能随便监听公民甚至其他任何“可疑人”的通讯，因此草案能否顺利通过，直接牵涉到香港社会的安危，同时按照习惯，香港立法会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夏季休会期，《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需要在8月8日，也就是终审法院颁发“违宪令”之前获得通过，否则就会出现法律真空。
第一天立法会审议《草案》，开始现场的气氛还比较平和，由于“议事大厅”被挑空，旁听席都设在三楼，我的眼睛要观察会场必须一直往下欠着身。议员们发言不是粤语就是英文，听着很费劲。关键是会场半天都没有火药味儿，更看不到坚持不同意见的议员彼此大声吼叫、拍桌子瞪眼的场面。慢慢地我就有些松懈。然而，就在我刚要松开紧紧捂着的同声翻译耳机的双手小憩片刻（不好使），战事的硝烟就渐渐弥漫了起来首先，反对派代表发言：历数了《草案》的“十宗罪状”，指责《草案》赋予了执法机关过大的权力，侵犯了香港市民的私隐，损害了司法的独立，呼吁立法会议员支持他所在的那个党派提出的《修订案》；随后，赞成派代表起来反攻：指责反对派议员又要以“捆绑式”的方式反对《草案》，是“不合民情、不合道理，不食人间烟火”，指责他们的《修订案》只会令罪犯分子有可乘之机，损害香港作为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的美誉，并非香港市民所愿意见到……
到底，香港的立法会和内地的全国人大开会果然不同，我无资格也不想评论当天的与会各方立场和态度哪一方更出于公心，哪一方更是为了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本来到立法会旁听，我就是想亲眼目睹会场的气氛，体会立法会最后表决结果的无情与残酷，所以眼睛时不时地就朝一个地方看，那个地方是会场上方左右墙壁上都高高悬挂着的电子计票器。然而整整一个上午，“计票器”安安静静地就停在那里始终不见启用，接着下午也没用，再接着，以后一连数日，议员们都在“吵架”。最后《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一直审议了长达五天，会议简直开成了“马拉松”，不仅天天到半夜，而且会场里每一天都会传出好多“笑话儿”，这些“笑话儿”包括《范太辣招破反对派“拉布”》、《议员齐吃话梅抗睡魔》、《长毛“忽然”关心起范太的健康》等等，这里的“长毛”，众所周知指的是香港立法会的一位很特殊的男性议员梁国雄，不管什么时候他出席立法会都不穿西服却始终留着披肩长发“长毛”挑逗说：“立法会通宵审议会令主席十分辛苦：如果你病倒怎么办？无理由你的健康要大过政府的失责。”立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就拿出“辣招”，反对派议员不是每每发言重复，故意“拉布”，总在滥用言论自由嘛，好，我立法会主席有权宣布：如果《草案》不能如期得出审议的结果，那么会议就要连夜不停地一直开下去，最后看谁挺不住！
这就是“香港立法会”。
一部《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还只是涉及到港人自身的安全，一点都没有跳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和情感范围，都这么难？长达五天的审议，真正“审议”所占去的技术时间又有多长？
进步与落后、公平与利益、真理与阴谋，“战场”同样可以摆到立法会圣坛一样的地方。
8月6日，反对派议员“不同意”的票数到底没有占到“多数”，《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最终被通过，紧跟着政府就可以尽快完成随后的“法例刊宪”、“实务守则和各部门的指引”等等手续工作。但是这一次计票，“计票器”上的票数多亏显示出的是超过了核定的“通过”数字，假使没有超过，一个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议论，那就是《草案》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不能代表全体港人的真正意见？
事实上香港有时，甚至有些更重大的议题，“败方”的主张并非不代表主流民意，只是反对派议员的“票数”超过了三分之一，提案就被搁置到了一旁，这样的例子即使是我在香港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也不止看到过一回，让人无奈过一次
“5号报告”何以流产？
2005年12月，香港政府在经过了长达18个月的社会公众咨询后，终于拿出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为“5号报告”的《香港政制改革建议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尽管，“5号报告”的最后出炉，多数市民都认为这是一份民望所归的“政改方案”，在纷纭意见中，“政府是找到了最适当的平衡点，充分发挥了区议员的广阔民意基础，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注入了较高的民主成分，让选举制度可以实质性地朝着最终实现香港普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就是这个不知道倾注了多少人心血的“5号报告”，由于反对派议员的强行阻拦，非要在“方案”中把不是2007至2008年选举的方案，即普选的“时间表”捆绑在“5号报告”中一起实现，否则就不举手通过，结果终使“5号报告”流产。香港从上到下不少市民对这个结果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是立法会总共60名议员，“5号报告”必须要在得到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够被通过，差一票都不行，都得胎死腹中。
12月22日，也就是立法会匆匆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立即举行了记者见面会，会上曾特首尽管看上去始终保持了宠辱不惊的领导人姿态，但是他在话语间还是无法完全掩饰住内心的“遗憾与失望”。按照特首的想法，“5号报告”是他上任以后“希望送给香港市民的一份圣诞礼物”，但是现在愿望落空了，“香港平白错失了一个政制发展大跃进的机会”。
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愿望”因为什么而“落空”？真的是由于他的想法没有出于为香港社会着想、为全体港人的根本利益着想的“公心”？是时机尚不成熟？都不是。
“5号报告”搁浅后，从头到尾操作这份“报告”直至其完善、出笼的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更在同一天召开的“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记者会上心情万分沉痛地说：“这一天是香港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痛斥多位泛民主派人士”应该为“5号报告”的流产负起历史的责任，三次强烈批评24位投了反对票的议员不顾民意，漠视《基本法》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这24张反对票，决定了香港07/08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方式只能原地踏步，政制发展只能停滞不前；这24位议员的否决方案，令扩大立法会及其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成分的机会落空“反对派议员发挥了他们对特区政府施压的能力，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对于“5号报告”的流产，香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议论、谴责。一位老先生在香港网站上发了帖子说：“‘5号报告’的流产，我觉得好可惜，为什么香港有民主进步的时候，立法会议员都没有把握住？我现在已经60好几了，很快就要过70了，这次机会一错过，还不知几时才能等到，等不等得到？”一位姓钟的先生则指出：“香港民主有没有进步都无所谓，我觉得香港最要紧的还是稳定，经济好，政治上少点争拗，那样就对老百姓最好”……然而“舆论毕竟是暂时的，利益是长久的”，香港立法会墙上的“计票器”当时不是明确地显示出了“投票的结果”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吗？“票数”决定一切，“权力”的最终体现都在“票数”的多少上，谁管这样的“权力”是否真正体现了民意，是否百分之百地与“公平”严丝合缝？
香港立法会“计票器”包含着太多的东西，输赢中有较量、有技巧，有时甚至也有天意和时运。香港究竟由谁当家做主？香港人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他们自己？不错，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
经过了这次立法会，我再途经中环，再从立法会大楼的脚下走过，再抬头仰望楼顶那位蒙着双眼，左手持剑，右手拿着天平的希腊女神，心里已经少了一些东西，当然，也可说多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一时说不清，说得清也于事无补。
梁爱诗自己“打车”走了？
中国内地有句话叫“有奶便是娘”，不知道在汉语里应该算作成语、谚语，还是干脆就属于一句骂人的粗话。香港的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无情”，这两个字并非都是贬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情”正是众多“游戏规则”中最核心的灵魂，这一点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深刻领悟
2006年6月19日，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在香港会展中心召开了一个“携手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型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顾秀莲、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黎桂康、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静芝、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以及本港和内地关注妇女事务的各界人士约四百人隆重出席。开幕式后，各位领导纷纷致辞完毕，记者们也都纪录和拍摄到了足够的新闻内容，接下去会议就要进入议题论坛，我和摄像师照例商量：“行了吧？人家各位领导可都撤了，咱们也走吧”？于是很快收拾机器赶紧出来。
站在会展中心旧翼的门口，因为时间还早，门前刚好又有个垃圾桶，我和摄像两人就习惯地停下来，掏出烟来冒上一根再回站里发稿也不迟。不过就在我们抽烟的这会儿工夫（幸亏耽搁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令人无语的一幕，这一幕像青烟飘进空气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于我却难以忘怀，“四两拨千斤”地仿佛一下子撬开了香港社会的一块结实、沉重的水泥板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南岸湾仔地段填海建造出了一个迎海开启的“大贝壳”，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香港“会展中心”的新翼，有“新”相对地就有“旧”，会展中心“旧翼”过去在香港就存在，与“大贝壳”南北相接，设计得很合理很好用，特别是会场外面的停车场，三层“马蹄形”的临时停车道，供人上车和落车，功能清楚，等级分明。这三层“马蹄”第一层属于公共停车道，主要是让排队送客、接客的“的士”车辆停靠；中间一层属于“私家车”；第三层则有点特别，靠大门最近，供一些领导、嘉宾，身份显要的“大人物”们使用。
“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大型研讨会那天召开的地点就在“旧翼”。领导提前退场了，依次在大门口等车离去。我知道曾荫权走到半途就被香港记者截住，正在回答媒体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其他的领导都在我的视线里寒暄握手，礼貌道别。不一会儿，一辆加长的“奔驰”首先开了过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顾秀莲女士坐了上去，车子开走了；紧跟着，又一辆“宝马”开过来，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坐上去；接下来后面还有一辆辆的好车，都是其他几位“领导”的坐骑。这时候我一偏头，看到了一个人，香港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这位一向雍容典雅的香港独身女人，一个人正单独地从大门里出来，不过她默默地走出大门之后，并没有站到“马蹄”的第三层，也没有走向第二层的“私家车”车道；而是很快地走向了出租车。我的左眼对右眼说：不会吧？梁爱诗难道要自己“打的”？她这才“退”下来多长的时间啊？一个月？两个月？马上就没有了政府提供的车辆？外出公干还得自己叫出租？
至少10年，梁爱诗在香港一直令人瞩目，香港律政司，那不仅是与香港“政务司”、“财政司”相提并论的三大政府支柱机构，前司长梁爱诗作为第一任特区政府的元老为香港回归、为香港回归以后的各项法律建设、社会事务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因为年龄的关系前不久刚刚荣休，离开了“司长”的岗位，但是人家，起码目前还是“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现任副主任，依然还是电视曝光率很高的社会“明星”。不可能，不应该，绝对的不可能也绝对的不应该，“老太太”刚没有了实权，一个人即使出席有国家领导人到会的大型研讨会，竟然没了专车、没了司机，仿佛人一“退”下，立刻什么待遇就都没有了？
红色的出租车（港岛的出租车一律为红色）把梁爱诗默默地拉走，默默地留给我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尽管那天她穿的是一套深蓝色的套裙，不怎么显眼，但我依然看得真切、看得心跳。
梁锦松是怎么“下台”的？
2003年年初，香港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了一个“以权谋私”的个案，涉案者不是一般的公职人员，而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政府的第二任“财爷”，董建华班底的当家“算盘”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举报者投诉梁锦松什么罪过？
“偷步买车，有逃税之嫌”。
“偷步”？什么是“偷步”？
提前知道政府有可能要增加车辆购置税，打了个“时间差”，税前买车。
就为了此事，以后一连数月，梁锦松成为香港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人物，最后风吹雨来，不日之后梁锦松竟然主动请辞，香港一位难得的理财干将“折”在了自己行为的“不检点”上，因小失大，不仅被迫下台，而且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2003年3月香港媒体对“梁锦松事件”的追踪调查我们先看看是怎样的紧锣密鼓：
3月5日，有报章报道：香港政府二月决定加车税，目前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公布：汽车首次登记税要大幅度增加；
3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首次披露了梁锦松今年一月预先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