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3期-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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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他自觉地把全身浸入凉水，彻底地洗了一回澡，结果大病一场。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得了癫狂症，也是连续几日不退的高热症。
而我的姐姐却是瞒着父母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她的先斩后奏让爸爸非常气愤。当时她已被保送上了北京女一中的高一，但她始终想着学唱歌，她的音乐老师又极力鼓励她去试试。她怕和父母说不通，动摇了自己好不容易下的决心。想着反正没把握，就试试吧。虽然从全国来的考生不乏佼佼者，可姐姐居然以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一路闯关，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又进入复试。于是，她也越来越担忧如何闯过家长这一关。未等金榜题名，姐姐暑期随女一中到河北部队军训，临行前她留下了一封给爸爸的信。如果音乐学院有录取通知，就要我把这封信交给爸爸。我还乐滋滋地以为这是一个美差。
一天，音院附中的校长亲自到我家，送来了录取通知书，也许他也有意要访问一下与他们一墙之隔的邻居。校长来时是爸爸接待的，我真为姐姐高兴。爸爸一送完客，我就笑嘻嘻地把姐姐的信拿出来了。谁知爸爸信还没看完就勃然大怒地给了我两个大巴掌，说：“你们居然会搞阴谋诡计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搞得天衣无缝嘛。你们对我搞资产阶级的欺骗，就不要怪我搞封建主义……”爸爸毫不讲道理地把气撒到我头上，我哭得气都喘不上来，有冤还不敢诉。爸爸请秘书打电话到部队，叫姐姐回来。她是一个星期以后结束了军训才回来的。我还为姐姐捏着一把汗呢，谁知爸爸那时气早消了，大概也早做了放行的准备。根本没怎么批评姐姐，姐姐开开心心地卷着铺盖到位于恭王府府邸的音院附中去住校了。我为她过爸爸这一关牺牲了自己，既没人向我道歉，也没人感激我的奉献。若干年过去了，和姐姐说起顶替她挨打的事，她说：“真的？你还挨打了？我怎么不记得了？”看来往事不过如烟哪。
我的家在1965年8月搬出了恭王府，随父亲到了上海。我当时很不情愿离开北京，离开恭王府。四十年过去了，恭王府给我留下的回忆直到今天都是永恒的甜美。
不久前，我找到了我在大院里时最好的朋友在加拿大的电话。我和她说起过去一些捣蛋和好玩儿的事：我们曾站在我家东墙的假山石上冲着墙那边的教堂画十字，喊着：“圣母玛利亚，救救我，肚子痛死了。”喊完就跑。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溜冰；周末在她家偷着试穿她妈妈的高跟鞋；还有悄悄地探讨我们究竟是怎样从妈妈的肚子里生下来的……
“文革”以后，占据恭王府的几个单位都陆续搬出。从此，恭王府结束了与历代王朝的恩恩怨怨，结束了她的政治使命，而成了北京城一座记载历史辉煌和风采的王府博物馆。
恭王府清朝三代主人和⑶烨淄鹾凸淄醯睦罚朗来粼诹斯醺氖凡帷６醺诮话倌甑谋淝ㄒ残碛涝段奕颂峒埃闪死返目瞻住Ｗ魑醺淖詈笠淮用瘢页孟行聪铝宋疑倌晔逼诘墓醺畹钠希菜闾畈拐饫返男⌒〉娜笨诎伞�
2007年1月于美国
责任编辑 谢欣
我俩和女儿们 聂华苓
聂华苓 1925年生于湖北应山县。1949年去台湾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赴美定居，后与丈夫安格尔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及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
两个女儿薇薇和蓝蓝在台湾出生。成长期间，她们的爸爸在外十一年韩战期间在日本盟军总部做翻译工作三年，他英文和日文都很好，1957年到美国进修。两个女儿都是我母亲抚养的。
母亲和两个女儿是我在台湾十五年生活的支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由中国”，以及当时我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对她们都有影响，虽然她们那时似乎懵然无知。
诗人商禽说：“两个女儿各有聂华苓一半。两个人又各自发挥到极致。”
两个女儿小时在台湾都学钢琴和舞蹈，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的朋友。那样的环境就隐隐约约为两个女儿垫下了她们成长的基础。
我1964年从台湾来爱荷华。她们寄住妹妹月珍家。我为她们办理来美手续，颇费周折。房间放着两个女儿的照片，看着想念，不看更想念。她们终于在1965年成行。那是我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
Paul和我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蓝蓝捧着篮球下飞机，闷闷不乐，因为舍不得台湾和那儿的朋友。薇薇却欢欢喜喜来到美国。蓝蓝爱动，薇薇爱静。蓝蓝重情，薇薇重理性。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从她们踏上爱荷华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两个民族传统之间挣扎、适应、成长。
Paul带她们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带着她们到外地去玩，教她们爆玉米花，开车带她们去州府笛茉茵看全州农业展览。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出生爱荷华，那时他已红得发紫，一曲《月亮河》唱得年轻人疯狂。1965年的爱荷华农业展览会特请他来演唱。两个女儿在台湾就喜欢他的歌，现在要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安迪·威廉斯了，非常兴奋。那天，Paul开车带我们去笛茉茵，还带上一个破旧照相机，他要照下两个中国女孩在美国农业展览会上的快乐。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他照相，也是二十几年来我看见他少有的一次。她们在车中唱歌，当然是中国歌，他也爱听，直叫好。蓝蓝常听他说：It’s fun！（很好玩！）我们在爱荷华田间行驶、唱歌、大笑，她说了一句：It’s fun！他也直叫好。爱荷华是农业州，每年夏天的农业展览会是州里一件盛事，一连三四天，展示猪、牛、羊、马各种农场动物和农耕机器，五颜六色的帐篷下展示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有各种各样的竞赛，如4H是年轻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的竞赛。也有歌唱和舞蹈表演。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农人。
我们母女三个城市人，对那种场合很陌生，但是两个女儿要听安迪·威廉斯唱歌，我们只好闲逛，等待他的上台。一个高大的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女人、两个中国小女孩，在猪马牛羊之间东张西望，大概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一伙人。
Paul突然大叫：多好看的羽毛帽子！他带着我们走过去，要我们母女三人各选一顶。我们一戴上，他就说：别动！我给你们照相！
我戴着雪白羽帽，薇薇戴着翠绿羽帽，蓝蓝戴着橘红羽帽。
一个农夫模样的人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指着我们对Paul说：你带她们来这儿表演吗？什么节目？
Paul大笑：中国表演！顶好的！
现在，四十年了，那顶雪白羽帽还珍藏在我衣橱里。每次看到，我就听到Paul得意的笑声。
他要我们母女三人快乐。
他也关心她们的问题。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哭哭啼啼，就是他带着她去的。她读初中三年级。他要老师特别照顾那个中国小女孩。那时这儿没有很多外国人。他教两个女儿做爆米花。1965年那年秋天，Paul去欧洲。临走前夕，蓝蓝深夜在厨房，我不知她在干什么。第二天早上她上学以后，我发现厨房桌上有一包她做的爆米花，照着Paul那样爆的玉米花，还留下一封英文短信，那时她学英文不久。她写着：
亲爱的Mr。 Engle，我给你做爆米花。你回来了，我的英文会好一些蓝蓝
第二天她放学回家，知道Mr。 Engle已经走了，哭了起来。
Paul说他在飞机上看着她写的简单几句英文，手拿一小包爆米花，一颗也没吃。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在纽约开会，他黑夜在翻修的街上摔伤脚跟，飞回爱荷华，一瘸一拐地走下飞机，一手提着打字机，一手提着一个小鸟笼，一只红艳艳的小鸟憩在笼里，原来是个音乐盒。小鸟儿会在笼里播出音乐。两个女儿把它挂在她们卧室里，多年以后，挂在蓝蓝女儿Anthea卧室里。
蓝蓝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高中还登台表演盛行一时的南太平洋轻歌剧。Paul看着她领着足球赛的拉拉队入场，感动得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
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他谈，从不找我。
我和Paul结婚前，我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 Engle是个好爸爸。姐妹俩开车送我去法院公证结婚。
她们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
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
我告诉Paul他是两个女儿的老爹了。
老爹是什么意思？他问。
Old Pa。
他仍然不懂那是对父亲亲热的称呼。
她们叫我老娘呀。我说。
他又问：那是什么意思？
Old Ma。
他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个“老”字。既然我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
蓝蓝从小就喜欢舞蹈，从没放弃。Paul鼓励她，她表演，他必在场。多年以后，蓝蓝全心全力献身舞蹈，他为她写了一组舞蹈的诗：《舞的意象》。首页写着：
献给蓝蓝
我们的女儿，她就是舞蹈
当你舞过流动的空气，我们就知道
整个地球在你旋转的脚下旋转。
蓝蓝将他的组诗《我到处行走》之中的一首《门》编成舞蹈，她独舞演出人的无奈、迷惘。
我到处行走
握着一扇门。
四面八方都可打开。
无论何时我进去，
轻轻用钥匙开门，
钥匙像撒谎人的舌头，
一扭就无声打开了。
没有那钥匙我就必须扔掉那扇门。
有时我听见门内嚎叫，
从没发现那儿有狗。
有时我听见哭泣，
从没发现那儿有女人。
有时我听见雨声，
那儿并没有一点儿潮湿
有时我闻着火焰味
从没烟，也没什么燃烧着。
有时我敲敲门，
钥匙轻抚门锁。
我从没感到自己在那儿。
有时那门挺不住了，
要溜走，
载不了它铰链的记忆。
我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又一次
我将耐心的钥匙插进锁里。
门颤抖着打开了：
一个男孩的影子待在光秃的地上。
我正要关上门，
那黑影的手向我伸来。
我砰的一下关了门。
蓝蓝演出的《门》，最后一大扇闭着的门砰的一下落下了，关闭了整个舞台。
薇薇来美国时，英文已有根底，对美国有新鲜感，读中学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打工到深夜，Paul有时开车接她回家。她将红色围裙小兜里的小钱币哗啦一下倒在桌上。至今我还珍惜地保存着那红色小围裙。她在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东方研究系的博士学位，都是她自力完成的。
薇薇独立，有主见，条理分明，可信可靠，决不泛泛交友，但你若成了她的朋友，她就忠心耿耿。她幽默，透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痖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跳舞，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他。Paul到办公室，发现他的留言，谢谢那帽子给他的温暖。帽子放在他书桌上。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赚的钱去土柄根（Tubingen）。Klaus在土柄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我们的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他说：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任满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现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因为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上世纪七十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她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呀？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采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Klaus和薇薇打算以后定居爱荷华。Klaus说这儿将是他的第二家乡了。Paul当年在机场碰着来自他祖先的德国的年轻人，也将回到他所爱的黑土地上。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Paul非常钟爱她。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然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做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离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