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心理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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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方人，而圣保罗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纷。两者都是理性的。两者都试图把宗教现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因为宗教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没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而科学必然会胜利。在东方，科学和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因为宗教不需要理性世界的任何东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宗教怎么会变成理性的呢？这是因为宗教本身，每当宗教必须系统化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佛陀或者一个耶稣并不追求任何理想。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长得像野生的树一样，然后这些野生的树就成了追随者们的理想。这些追随者开始创造各种模式；偏爱、真理和谴责。宗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们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根据理想创造宗教信条、教义、规范的追随者。然后佛教徒就有了一个理想——“一个人必须像你陀一样”——压制也就产生了。你必须以种种方式破坏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那个理想。你必须变成一个仿制品。

　　在我看来，这就是犯罪。一个宗教的人格是美丽的，但是一个宗教的信条只是理性的产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时所发生的现象。

　　难道佛陀没有理性的头脑吗？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间隙。他对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们关于佛陀的概念并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们只是在佛陀以后出现的传统。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佛教来达到佛陀。他们已经创造了两千年的传统，他们已经把佛陀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深人存在的话，你就无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这样！但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整个传统放在一边，直接迎向佛陀。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发生。

　　如果我现在对一个理性的人说话，他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弃所有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现在对一个诗人说话，同样的句子、同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一个理性的人无法看到这些话的诗意。他只能看逻辑、看论证。诗人以另一种方式看到这些话。这些话有一种色彩、一种诗意，它跟论证毫无关系。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异的。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整个国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经典、《奥义书），整个神秘主义——都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尔邦。佛陀是极有往力的、催眠的。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佛陀的解释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个年代，在世界上一个不反对神秘主义的地方，他就会被人看作一个伟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人们所认识的形象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依我看，佛陀并非主要是理性的。整个涅磐的概念就是奥秘的。他甚至比（奥义书）还要奥秘，因为（奥义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奥秘，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们谈论灵魂的转世。佛陀则谈论没有灵魂的转世。这比前者更加奥秘。（奥义书）谈论解放，但是你还在那里。要不然。整个事情就会当你谈论倒退的人时，你说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跟社会创造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某个形象进行比较？

　　不是一个形象，是不同的东西。当我说他们的行为象孩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在成长。他们在倒退。我没有任何形象说他们应该向它看齐。我有成长的概念，没有被追随的形象。我一点也不希望人们都按一个特定的形象改变自己。我只是在说：他们在往过去倒退，他们没有向未来成长。它必须成长；它不能倒退。这是一个是成长还是倒退的问题，不是任何形象的问题。

　　其次，当我说他们正在倒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还在对一个过分理性的社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它的错误是相同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政委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胜，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进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两者都不在成长。除非完全的成长，否则你不可能成长。我在谈论成长。关于一个人必须长成什么，我没有任何形象。

　　西方头脑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基督教的“罪与悔”的结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围产生极为不同的意识。东方人的头脑没有个概念。相反，它以无知的概念来代替它。在东方人的意识里面，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无知，而不是罪。邪恶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无知。所以，问题不在于内疚，而在于训练。你必须变得更加觉知、更有洞察力。在东方，知识就是转化——而静心就是那种转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里，罪变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类的原罪。你背着一个罪的概念。这就会引起内疚和紧张。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发展起静心的方法。它只发展了祈祷。你能怎么讨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并且经常祈祷！东方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内疚是他的问题。他们感到深深的内疚。甚至那些已经反叛的人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它跟头脑的关系比较大，跟他的存在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首先必须释放他们的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发展精神分析和仟悔的原因。东方没有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们。在百方你必须仟悔。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或者你必须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内疚扔出去。但是它从来不会被长久地扔出去，因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内疚还会重新积累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和忏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帮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忏悔。它们只能暂时帮助你抵挡某些已经被你接受的东西。疾病的根源——罪的概念——已经被你接受了。

　　在东方，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问题。相反，它是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必须在灵性上成长，必须对事物更加觉知。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必须改变你的意识。然后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基督教更关心你的行为。而行为只是外围的。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问题在于你是什么。即使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所做所为，你也没有真正改变过任何东西。你还是老样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你的内在还是老样子。

　　那些西方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不得不跟他们作斗争，只是为了让他们觉知到他们的更深的问题——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佛教和蓄那教也造成内疚。不是这种内疚，而是另外一种内疚。管那教徒没有基督教徒所感觉到的内疚，因为他们没有罪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一个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则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没有设计过任何静心的方法。他们只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规矩：要做那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一整个概念都围绕着行为这个中心，但是就他的内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怜的。

　　佛教不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它的着重点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只是静心部分的延续。如果行为必须改变，它也只是为了帮助静心。在基督教和管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对于佛教则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从内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帮助你，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但静心是中心。

　

　　感谢沉睡者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