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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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指导戈尔巴乔夫展开其行动的那些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都是成问题的。1991年3月，在“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苏联国家已因内讧而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原先是“总书记”、此时已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为保存国家的完整性，竟乞灵于了“公民投票”。他以为，“全民公投”式的“现代合法性政治”，将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和本人的政治前途提供救命的稻草。几次公民投票，虽然“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不无忧伤地写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苏联的“公投”结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之后，是选择统一还是分裂，无论在古代或是在今天，通行的准则都不是由投票来决定，主权问题是不能“民主化”和随意讨论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又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做的呢？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另一种观念也曾为世人高调称道。他说：“要承认全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在1991年的新年祝酒词中，他还说：“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全人类利益”使他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任上果断停止阿富汗战争，无可置疑是一善举，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命运”的时刻，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了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的超迈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当然不能缺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但这些“主义”只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不过是一团幻影，华而不实，百损无益。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也许又并不在于是因为有太多“理想”盘旋于他的头脑，而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在理想主义的冲动折磨着一个人的精神时，他是否能够又以现实主义的意志予以清醒地调节。例如，同样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在他首先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后，其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参与一战之后国际联盟的建设工作。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尼克松深有感触地提醒政治家们，宣称，值得实践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现实”，而是“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
四、“集权”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执掌着权柄的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领悟“权力”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家不能理解权力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它的结果是致命的。正如那位倡导在必要时刻要懂得“节制”之道的俾斯麦、在老年的时候一度忧心于新继位的腓特烈皇帝的自由主义热情一样，苏联国内的那些意识到苏联国家安全的人，也曾经深深忧虑于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苏联的可怕影响。
似乎可以试着去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悲剧英雄，至少他正视了晚期苏联社会存在的那些问题。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并不恰当，致使改革不能在苏联继续下去，最后葬送国家本身。或许又应该说，他致力于改革的决心、勇气与所选择的方向，都是没有疑问的，关键乃是在于，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他没有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想方设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诸多变数。当然，似乎还可以说，对于痛入膏肓的晚期苏联而言，其实根本已无路可走，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因此都已不重要，最后的结局都是死路一条。
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说，一个不谙权力真义的政治家是如何导致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失败；而要说的是，在专注于国内政治的时候，政治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力呢？
在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不复存在后，戈尔巴乔夫还在喃喃自语：“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戈尔巴乔夫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政绩。的确，在他主宰苏联的那些岁月里，苏联社会实现了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央的权力逐步弱化的同时，苏联议会、各政党和作为地方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一个极权的社会有无必要放松权力的神经？答案应该不言自明。从这点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弄错，一个通管一切的政府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一个软弱无力、没有权威、一切都管理不了的中央政府，是否又正常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想无疑是“小政府”，可惜，在弱化一个“大而强的政府”的过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政府，其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尽管建立温和谦恭的“小政府”，不仅是戈尔巴乔夫，也是芸芸大众们的经常性愿望，尽管人们一再相信，“小政府”才反映了人类的政治正义，可是历史给予人们的是另一种解答。现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一种绝对“好”的文化是人类所无法生产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政治文化，在晚近以来的人类历程中则是这样铺展的：诸多无政府状态的、无中央宏观控制能力的地方性乃至帝国性的政权逐渐被整合或被瓦解，诸多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行动有力的政权逐渐走上前台并主宰起人类政治生活的版图。“现代社会始终并且必然是集权的，这是因为维持秩序只是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机构的任务，而不是分散在全社会里的。”〔7〕一位叫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英国学者如是说。而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现代民族国家乃“权力集装器”。
一个集权的社会似乎不符合人们的愿望，然而事实毕竟就是事实。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曾言有所衷地说：“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想要适应它谈何容易。”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小政府”理想的产生之地，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政治圣域，在政府权力的变迁上，所走过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戈尔巴乔夫恐怕会大跌眼镜。
在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的二百余年前，当时还是作为独立“国家”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包括杰弗逊在内的美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就曾经坚持要在北美大陆应当建立起“小政府”。事实上这样的“小政府”也一度在北美大陆建立起来过，那就是在独立战争之后，北美十三块殖民地根据大陆议会通过的《邦联条例》，组成了松散的邦联制国家。这个理想化的“小政府”其命运又如何呢？后来的历史人所共知，美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还是在北美建立起了统一有序的联邦制中央集权国家。关于这一点，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慧眼独具，他所说的这句话直到现在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美国不仅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联邦。但是在美国，国家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当时欧洲一些君主专制大国还要集权。”〔8〕作为例证，他还特意指出，在欧洲的西班牙，某些省份有权制定本省的税法，而这些权力按其本质来说是属于国家的；而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调整各州之间的商业关系。
美国后来建立的政府机制，绝对不是什么“小而弱的政府”。考察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可知，与人们的想象显著不同，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它的历史不是一个逐渐弱化政府权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加强政府权力的历史。
美国为什么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问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我们的思考可能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伦理主义的，一种是历史主义的。按照伦理主义的道德化构想，无论如何，美国建立强大政府都是一种丑恶。然而，一个弱小的政府真的就是一种“善”吗？历史总是与人们的良好意愿唱反调。在美国作为一个邦联制国家且政府弱小的那些年份，横亘于美国社会的，不是旧大陆军的起义，就是农民骚乱，独立后的北美新国家，没有一天得安宁，民众无日不在动乱中。一个缺乏基本秩序、民众权利也因此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当然也不符合人们的理想，于是，在普遍的无序中，联邦主义开始在美国兴起，麦迪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开始致力于把美国建设成为统一有序的联邦制国家。这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必然，反映了历史本身的意志。结果，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后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即便是在如杰弗逊这样的民主共和党人执政时期，也都将联邦党人所信奉的国家原则，贯彻到了政府机构的设置中。美国今天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与美国建国后建立起中央集权体制密不可分的。
“美国最初建立的第一个邦联之所以未能存继下去，也是因为它的政府过于软弱。”〔9〕托克维尔的这句话，表明了一个历史主义者的远见。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几乎可以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不能履行政府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维持秩序。而不能维持、建立秩序，则又意味着无法有效地保障民众的权利，甚至还会产生一些“不道德”的后果，如战争、冲突与社会动乱。
历史常常会背离我们的愿望，即美好的假设不能保证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在“小政府”的问题上，放弃单纯的伦理主义，而树立起宿命性的历史感，多从结果上来考虑善恶因缘，也许是需要的。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对此早就明了于胸，在他的视野下，意图伦理曾给人类世界制造了无穷痛苦。这是对的。历史是操作性的，它并不一味服从于高尚道德的安排。戈尔巴乔夫的“人类情怀”与“小政府”情结，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然而，因中央权威受到削弱而导致的苏联解体，到底给这块大地上的人们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带来了什么呢？苏联解体事实上是打开了盛满“罪恶”的潘多拉魔盒。一个极权国家的中央权威受到削弱，本身没有什么，如果一个政权不能顺应民意、取得民众的认同，那么，该倒台的政权还是应该倒台，但是，如果一个政权的倒台，带来的是战争与冲突，那么，小而弱的政府的理想主义追求，实际上却又是“不道德”的。
小善之下，往往隐藏着真正的罪恶。对戈尔巴乔夫未能有效维持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导致苏联解体，未来历史将会有新的价值判定。其实，回顾冷战结束以来那些牵动世界的大灾大难，又有多少与政府无力没有关系呢？
或许应该这样说：“小政府”即使存在，也并不等于弱政府；极权政府的权力转移和权力下放，实际上有着它的限度。如果视强有力的政府乃是一种“恶”，那么，这是一种必要的“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它所追求的是相对的合理性，是为产出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有此小恶，才能防患大恶，否则，一个国家冲突乃至战争不止，不仅这个国家的民众受苦受难，它还可能外溢，对整个人类造成苦痛。尤其是对于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国来说，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权威与秩序，乃是无可奈何而又必须的选择。也因为中央政权软弱、大国解体可能造成的危险，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曾指出：大国解体并非人类政治的常态，它是“不道德”的。
对“小政府”的追求只能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理想，而不能作为一种现实选择。我们往往因为过于迷恋道德的外衣，而给自身制造了铭心刻骨的灾难。这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它要求我们谨慎地对待一切表面看来美好的假设。今天，我们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致力于树立中央权威、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的举措中，又不难体会到历史意志的不可违背性，即俄罗斯人用“彼得大帝”来形容他们的新领导人普京。而“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呢？
注释：
〔1〕〔2〕司马达：《戈尔巴乔夫失落岁月空悠悠》，《联合早报》（新加坡）2003年9月25日。
〔3〕“经济学家李建民：俄首富被捕与安大线无关”，news。sohu；2003年10月31日；《普京新年盛赞俄新出生人口增长》，《联合早报》（新加坡）2004年1月1日。
〔4〕〔5〕〔6〕（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70、71页。
〔7〕（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8〕〔9〕（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8～178页。
中国异托帮：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
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 周 宁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
——卡尔维诺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他者的空间”。
一伊塔罗·卡尔维诺是位让人捉摸不透的小说家。他写过一部离奇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小说的主人公是著名的马可·波罗。伊塔罗·卡尔维诺是意大利人，出生在南美洲，他想用自己同胞先贤的事迹，表现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道理：空间在想象中变成文化符号。世界是人的观念构筑的，每一个地方，在人的头脑中，都有特定的意义，它们可能是家乡或异乡，是亲切的或危险的，令人向往的或令人恐怖的；每一处有意义的地方，都成为我们存在的环境并构成我们存在的意义。想象将这些有意义的地方“镶嵌”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地方”，大到一个洲、东方或西方，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