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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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橹兴担骸靶矶辔鞣饺私鞑氐弊髦泄奶娲宰晕摇保╩any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12〕。曾经将中国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人们，现在将西藏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例如，在希尔顿描写香格里拉的时候，希特勒派了一个考察团去西藏，试图证明藏民是雅利安人种。在人们的头脑中，知识的地图与想象的地图经常混淆不清。莫尔写出《乌托邦》后，真有航海家去南太平洋寻找“乌托邦”这个地方，而1998年底，英国考察团还在西藏寻找香格里拉，他们的探险纪录片在圣诞夜的晚上由BBC四套节目播出。
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封闭遥远的亚洲社会，首先是印度、中国大陆、日本，最后到中国西藏地区，便成为西方的乌托邦想象的场景。二十世纪西方人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重复了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关于“大汗的国土”和“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的形象特征。在启蒙哲学家那里，哲学家统治的中华帝国曾是拯救西方的希望，如今，香格里拉又成为拯救西方的希望，甚至拯救世界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人的想象的地图上，只有万山之巅的青藏高原，才是遥远、封闭、永恒的，适应乌托邦想象生长的地方。彼得·毕少（P。Bishop）在《香格里拉的神话》中总结道：“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西藏乌托邦的精华，其最基本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经验上比较可信，还表现在它基本符合当代人关于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丝毫没有来自外界的污染’，尤其没有‘舞会、电影、霓虹灯’，没有电报；只有一种神秘，‘深藏于爱的核心’的神秘；这里没有时间的紧迫，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时间，一切都适度、悠闲，温文尔雅，四周的高山是‘一道纯洁的屏障’，幸福山谷即使处在四周的荒蛮之地、也丰腴富饶，甚至可以找到大量的黄金……”〔13〕如果对比《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与《中国佬的来信》〔14〕中描述的中国，我们便知道，在西方人想象的地图中，那是同一个地方，一个表现西方人缺憾与向往的乌托邦，只是在知识的地图上，它的背景从传统中国的核心移到边缘的青藏高原上了。
四想象东方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特殊的浪漫。它可能是美好和谐的，也可能是邪恶恐怖的。从西方古典时代想象的波斯帝国与食人部落、中世纪的地狱与魔鬼部族，到浪漫主义时代怪诞、奇异、阴森恐怖的东方，都是西方关于东方想象的一部分，或另一个极端。
小说想象并不是随意的，不管是将中国想象为人间乐园还是人间地狱，都有其深远的历史传统，都可以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找到根据。在西方想象的地图上，地狱也出现在遥远的东方。古典时代，这个东方地狱在印度，老普林尼（Pline）的《自然志》总结了古希腊人关于印度是魔鬼的故乡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想象〔15〕。基督教中世纪的传说中，地狱在乐园的旁边，在东方的某个地方，所谓大墙之内哥革与玛各的故乡。蒙古人入侵，使西方纯粹想象中的地狱有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地方，即鞑靼人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他们的家乡鞑靼就是地狱所在，拉丁语中的鞑靼与地狱是同一个词，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他是准备下地狱的〔16〕。从马可·波罗时代到耶稣传教士时代，西方旅行家在遥远的东方没有见到地狱却找到了世俗天堂。直到浪漫主义时代，现实领域的殖民扩张与精神领域中的哥特文化复兴，才使地狱幻象再次出现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中。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见到的中国景象是一座地狱，恐怖的密林、深谷与各种可怕的怪物，都与西方人传统的地狱想象相吻合，而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看到的遥远的东方的地狱景象，麦都思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也看到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想象的地图中的人间地狱与知识的地图中的中华帝国几乎重合了〔17〕。中华帝国便是西方人可以想象到并已经“认识”到的人间地狱。如果将德昆西的梦幻、麦都思的报告、帕斯卡尔的警句〔18〕与马尔罗的小说放到一起读，我们又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人的状况”恰恰是可以想象到的地狱景象。
十九世纪使西方想象的东方乐园变成神秘恐怖的东方地狱，而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不管表现为天堂还是地狱，其文化功能都是确立一个表现差异的他者。卡巴尼（RanaKabbani）在谈到“欧洲的东方神话”时指出：“欧洲关于东方的叙事，不断处心积虑地强调所谓不同于西方的性质，从而将东方置于某种万劫不复的‘他者’地位。在欧洲叙述东方他者的众多主题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反复强调东方是一个纵欲堕落的地方；二是强调东方的内在残暴性。这两类主题出现在中世纪观念中，并断断续续、时强时弱地重复叙述到今天。其中十九世纪这两类主题被表达得最淋漓尽致。因为十九世纪东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帝国主义时代的对立。如果能够证明东方人是懒惰的、淫荡的、残暴的、混乱而无法自理的，那么帝国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入侵与统治是正义的……”〔19〕不管怎样，西方想象的中国或东方，总是一个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世界。这是西方文化认同的策略。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除了鸦片帝国的所谓“本质特征”外，也具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些“东方性”。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却没有结束西方想象中的鸦片帝国的邪恶与堕落。革命后的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不是走向复兴，而是陷入更深的混乱与罪恶，甚至是一种集东方与西方罪恶之大成的人类存在的黑暗深渊。马尔罗选择上海作为“人的状况”的背景，就是以文学的方式解释、重构、发挥西方传统关于中国想象的另一个极端——地狱中国的原型。
香格里拉位于中国未知的大山深处，但又明显像是西方人进入、建立并管理的殖民地。《失去的地平线》表面上看是西方向东方寻找启示与救赎，实际上却包含着明显的殖民话语。《失去的地平线》中平庸的想象是对十八世纪以前欧洲中国传奇的一次回忆与纪念。那时候他们对中国所知极少，少数的冒险家、传教士、商人去过那里带回来许多离奇的传说，而夸张是旅行家的爱好，他们所有投资的利润都体现在这里。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爵士等中世纪的旅行家，描述过中国动人的财富与秩序，这种叙述传统后来被耶稣会士继承了，它曾令欧洲第一流的头脑为之神往。莱布尼茨或伏尔泰，都是讲叙这种中国神话的欧洲先知。西方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不断构造“中国形象”，启蒙运动前这一形象的主导价值是肯定的，西方对中国情感主要是敬慕中的欲望与恐惧；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性形象占主导，中国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视，中国不再是欲望之地而是惩戒之地。西方将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安排在中国。尤其是二十世纪革命爆发之后，动摇、混乱的中国又为西方的地狱想象提供了许多素材。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富饶变成贫困，开明变成专制，古老变成停滞，道德堕落、民风靡烂、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中国文明是邪恶的文明，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怯懦、懒惰、愚昧、狡诈、残暴……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革命前的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停滞的帝国”，革命后的中国又是一个残暴的、“动荡的帝国”。
文学是文化的梦幻，马尔罗《人的状况》中描述的场景与人物，也同样令人想起西方传统中的地狱想象：“地狱是一处狭窄、潮湿、黑暗的监狱样的地方，那里只有魔鬼与失去灵魂的丑类，乌烟瘴气、烈火熊熊……那些受诅咒的人相互残害、折磨，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罪恶注定在此遭受惩罚。他们是绝望的，被复仇与贪婪的魔鬼追逐着，根本无法逃脱……”〔20〕中世纪人的地狱想象，竟与二十世纪马尔罗小说中描绘的景象基本相同。《人的状况》中的人物，大多是在地狱的泥泞与烈火中挣扎的丑类。他们在大革命的血腥中昼伏夜出，面目狰狞。有长着一双细眼睛、朝天鼻子、面露挖苦神色，有着悲剧色彩的流亡革命者（卡托夫），有面孔呆滞、身材矮小的暴动领导人（伏洛金），有长着酒糟鼻、歪嘴的恐怖主义者（帕索兹），还有像夏记灯具店看门的“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中国人，“幽暗的灯光从他的背后射过来，使他的头顶围着一轮油，只消他稍微一动，像油一般的反光便在他硕大无朋的、长满粉刺的鼻子上移动”。
地狱是刽子手的天下，他们的脸上凝结着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强烈的反差使我们再次想起天堂般的香格里拉，写的都是在中国的外国人：高挑的身材、卷曲的金发，眼睛里闪着神秘的蓝灰色的光……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两种人。天堂与地狱差别如此之大，但其中却存在着共同点：它们都是西方人的世界。上海武装暴动的领导是俄国人卡托夫，小说主人公乔是法国教授与日本女人的混血种，革命中惟一的女性与继承人梅是德国人，蒋介石的警察头子库尼格，密探施比留夫斯基，掮客葛拉比克，革命者赫麦利奇、伏洛金、帕索兹，金融巨头密拉尔都是西方人。所有模糊的中国人形象，都是这些西方革命者的背景。主要人物中惟一一个中国人陈达二，也是一个由外国教育培养起来的无父无母的孤儿。他的教父——法国教授吉佐尔心里想：“除开性欲，也许陈就不是中国人了。”也就是说，除开他身上最原始、最本能的一部分外，“中国孤儿”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都不是中国人。
奇妙的想象！西方人幸福地生活在中国的乐园，痛苦地挣扎在中国的地狱。香格里拉是西方殖民的乐园，上海是西方殖民的地狱，都是“西方之中国”。那么，哪里才是中国之中国呢？至少不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描绘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代表着西方历史上中国形象的两个极端。作为异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天堂式的莫须有的地方；或者就是一个更坏的世界，一个地狱般的莫须有的地方。犹如比希巴人的信仰中自身的投影，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五“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作为异托邦，既包含着想象的地图与知识的地图上某个模糊的地域指向，又包含着某种明确的隐喻或象征意义。《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描绘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反映了西方文化心理中关于中国的两种传统的原型，同时也暗示出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两个极端。
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的中国形象一方面是贫困、肮脏、混乱、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体现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本上，另一方面又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两种形象交替出现。二十年代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但影响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没有大众社会基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遐想”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即从通俗小说到新闻报道，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纷纷将中国想象为纯朴、智慧的传统社会，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有英明领袖与勇敢的人民存在的和平文明的国家。但这段香格里拉式的想象很快就过去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和信仰。他们检讨自己过去美化中国的“过失”，为自己的“幼稚”感到难过。然而不久，他们发现自己又错了，不仅幼稚而且健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形象在西方又逐渐由暗复明，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甚至变成某种社会改造的乌托邦。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有趣的是，十九世纪西方的进步话语曾经将中国作为“停滞的帝国”，排斥在文明历史之外或者文明历史的起点上，一百多年后，中国经历一场革命之后，又成为历史进步的楷模，即在中国，人类看到了未来。然而，“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又遭到了破坏，西方人发现那个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是一个“骗局”。一次两次“失误”，人们怀疑某一种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断“失误”，人们或许就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来不曾真实，或者真实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八十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幻想在一夜间破灭。这次不仅是追悔，还有恼怒。尔后，九十年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又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尤其是当西方人发现中国曾经“热爱民主西方”的青年学生，也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激情进行反美示威时，他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感到绝望与恐慌。就这样，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将在沉沉暮色中结束。不管从二十世纪还是从马可·波罗以来七个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上看，二十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总体下落的一个阶段。尽管这一时期不算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有渐入黑暗的趋势，尤其在美国看来。当然，谁也难说在新世纪里，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件中国形象再次被改变。很有可能它将摆向另一极。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的表现背后，都有一个既定的原型，这个原型就是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式的、构筑地狱与天堂式的想象。这个原型在西方文化历史中积淀而成，为每一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传播提供期待视野。中国，永远是一个遥远的、值得敬慕的香格里拉，或像《人的状况》描述的那种令人恐惧的人间地狱。
“当你想起中国的时候，出现在你脑海中的是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伊萨克斯对一百八十一位美国人进行访谈，调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时发现，尽管作为个人，在历史不同时期，人们关于中国的印象不尽相同，但从调查结果看，仍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来。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始终在相反的两个极端间摇摆。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可能完全相反，在同一时代，也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