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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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并且在虚幻的自尊中误以为主体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能接受、并且可以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魔幻”文明。这其实是一种外强中间、阴虚火旺而无法自控从而以自淫或者淫他来获得满足的身心状态。从生理学的角度看，阴虚火旺必将导致性欲亢奋，亢奋之下当然是以纵欲来宣泄，最终所付出的是本来就已经虚弱的身心。然而，中国人尤其是传统文士，却在这种精神自淫中获得极大的快感和虚幻的满足。这些变态心理与虚假幻觉，均在《野叟曝言》之中得到充分的袒露和宣泄。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真正威临四海、万国来朝的辉煌毕竟少见，更多见到的是献地纳币，是美女和番，是“二帝蒙尘”，是城下之盟的屈辱。然而，在传统文士生花妙笔的描述下，狼狈逃窜被称之为“西狩”（如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西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偏于一隅苟延残喘被称之为“中兴”（如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将妇女作为牺牲以换取短暂安宁的“昭君怨”，却被称之为肩负民族团结与和睦重任的文明使者。这一切，构成了中国文化心理上的虚假雄壮与国力上的真实阳痿。然而，这种历史的屈辱，并未使一些中国文士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也未能消磨他们试图“输出革命”、以华夏文明加惠四海、普照宇内的光荣梦想和历史使命。在《野叟曝言》的白日梦中，以“道统”卫士——文士为主体的中国人，不只是凭借武功、道学（文化）和“床上工夫”来拯危扶倾挽救了千创百孔、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还扬威普教了足迹可至的周边国家，如东至日本、琉球，南至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北至大漠鞑靼，西至印度、天方（阿拉伯），更借助神灵之力，将华夏文明推及到了足迹难至的“欧罗巴洲”。如第一百四十一回称：文素臣之曾孙文施，乘着神龙——龙不正是被誉为华夏民族的象征吗——上天，遨游九万里，至欧罗巴洲之波尔都瓦国，入赘为驸马。该国自此崇奉中华礼制文明，并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来朝。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道统”、一面旗帜（龙旗）、一种文化之下，“寰球同此凉热”。
这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梦。至今，仍然有一些文士在做着同样一个梦。他们认为，当今西方文明已颓废衰落，只有东方文明主要是中华文明可以拯救世界无可奈何的衰败；中华文化是一种先声夺人、后发居上的强势文化，二十一世纪也将成为中华文明的扬眉吐气的世纪。这种理想之梦，早在十八世纪中国传统文士的笔下诞生了，怎不令千百年来受尽列强凌辱之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回肠荡气、慷慨激昂，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到中华文明生命力之旺盛与永恒。然而，兴奋过后仔细思量，“道学”——空虚的理论说教可以征服世界吗？文素臣及其仆从的“床上工夫”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吗？小说中的文治武功，都显示出中华文明有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但是，这个支撑点却落在虚幻的“神授藏银”上。或许，这也可以视之为精神与物质的能量转换吧。中国人往往就爱生活在一种虚幻的梦境与真实的现实之间。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连做梦都是做的“强国梦”。也只有在梦中，中国传统文士才敢于将自己正统的与非正统的、道德的与非道德的心路历程袒露无遗。这就是《野叟曝言》被称之为“奇书”之所在。
四
在中国这片富有深厚宗法传统的社会土壤上，文士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文士的文化知识、政治才能和道德修养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的人，其社会责任感也远较社会其他成员为强，有着非常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因而成为统治者羁縻笼络的对象。但是，这个群体缺乏必备、独立而又稳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支撑，因而具有极大的依附性，他们必须依附于能够为其提供这一资源的人来满足基本生存和进而以求修齐治平之发展。在封建社会中，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便成为传统文士不得不依附的对象，其具体的依附形式就是卖身投靠之出仕，置换成文雅一点的传统表述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一个君主独裁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方市场，这是一条荆棘遍布的单行道，一座下临深渊的独木桥。在千军万马奔官场的求仕行动中，“仕”与“未仕”往往成为传统文士价值取向与行为的分水岭。文士群体中的人员分流与人格裂变，在政治独木桥的两端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如果不能通过卖身出仕依附于统治者而进入体制，攀缘到社会上层，则可能如孔子“待贾”不得而“惶惶如丧家之犬”。传统文士与君主统治集团之间的买卖雇佣关系决定了卖方必然以丧失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作为换取生存资源的代价。这就是说，既然传统文士的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统治者方能获得，他们当然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独立地利用本群体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当买卖不成“想做奴隶而不得”而被排斥于体制之外时，强烈的逆反心理油然而生，文士便俨然以社会大众的代言人自居，往往对包括政权与制度在内的这张社会的“皮”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精神与灵性之光不时闪烁；然而，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暂时做稳了奴隶”，则如同脱胎换骨般地变了一个人，不但原有的精神与灵性之光不再闪烁，许多人还自觉不自觉地堕落为主子的帮凶和帮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鲁迅先生认为“奴才比主子更可恶”，用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传统文士身上，最为恰当不过。当然，也有极少数已仕而尚未完全被扭曲、被异化的文士，作为一种异类，他们必定见异于君主和同僚，置身于被强迫奴化和异化但又不甘于完全被奴化和异化的精神炼狱之中，饱受宦海浮沉之苦。
本文所述，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士通过《野叟曝言》的一种自白，是“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的一种自我分析和袒露，并非笔者厚诬传统文士。洋洋洒洒一百四十余万言的小说，文思泉涌，神采飞扬，令人拍案惊奇之处亦复不少，读之所获当远不止此。
注释：
〔1〕《知堂回想录》。
〔2〕〔4〕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鲁迅全集》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3〕本文所据《野叟曝言》为初刻于清光绪七年（1881）之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不题撰人，作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又参考了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一百五十四回点校洁本。
〔5〕《春秋左传·定公十年》。
〔6〕《孟子·滕文公上》。
明代知识分子与士风
？ 葛春蕃
雷池月先生的大作《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书屋》2003年第1期），对自秦汉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脸谱进行了一番审视，读后使人感慨、使人警醒。但由于全文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这种粗线条的勾勒难免有点武断，甚至偏颇，其中尤以对明代知识分子的论述显得粗糙和片面。
其实，画出中国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知识分子”一词不是中国所固有的，而是英语“intellectual”的翻译（余英时先生非常欣赏日译的“知识人”，因为它突出了“人”的尊严），它源于俄语“intelligentsia”（出现于1860年），英文中“intellectual”大概是法国总理克雷门梭（G．Clemenceau）在1898年首次使用。也就是说，在西方，“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是一个出现得比较晚的概念，指的是近代“为了争取社会上各种不同集团的支持，他们现在只有在学术思想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的人〔1〕，这一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标准，恐怕是一个问题。大家把战国时代的“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至于后世“士”中的优秀人物，大都“学而优则仕”了，“士风”和“仕风”便纠缠在一起。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的待遇，这在明清是一个遥远的梦。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雷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感叹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冯保的不宽容。其实，雷先生自己对明代的知识分子又何曾宽容，姑且不论他的“明代的十五个皇帝中除了建文帝外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有多少科学性，单说明代的知识分子都“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二百八十年的明王朝，到底有没有“有自尊、有廉耻、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都熟悉的方孝孺就是其中的典型。我们且看看《明史·方孝孺传》中他和明成祖的一段对话：
是日，孝孺被执下狱。……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于市。
本传中虽然省去诛灭十族的对话以及株连八百七十三人的记载，但方孝孺那种义无返顾的悲壮精神和不屈于强权的无畏精神，还是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讥笑他“迂阔”，但不能不为他的不屈和悲壮所感动。
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也能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非都“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明武宗是明孝宗的儿子，他二十九岁病逝时，没有子嗣，堂弟朱厚熄（即嘉靖帝）是孝宗的弟弟兴献王的惟一儿子。嘉靖帝即位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生父。以顾命大臣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强烈坚持嘉靖帝以孝宗为“皇考”而以兴献王为“皇伯考”，嘉靖帝不愿自己的父亲绝嗣，坚决不予同意，甚至向文官集团求情：“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平心而论，嘉靖帝两全其美的方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但杨廷等坚决反对，他们开始是抗旨，封还御批，继而是上疏辞职，最终是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嘉靖三年七月，参加抗议的一百三十四人被抓进监狱，其中十七人被杖死，其余的遭到戍边和罚俸的处分，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也被贬到云南，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这件事中，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虽然显得有些迂腐，但却看不到他们有一点点奴颜卑膝的味道。
此外，海瑞在皇帝面前的大义凛然，李梦阳的反抗刘瑾，杨继盛的反抗严嵩以及杨涟、左光斗的反抗魏忠贤，都是可歌可泣的。
不可否认，明代确实有士风疲软的状况，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不自爱，皇帝老儿也就特别不把他们当人看”，还是“皇帝老儿特别不把他们当人看，知识分子也就无法自爱”呢？看一看明初，朱元璋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我们就知道了。严密的文字狱，使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据吴晗统计：“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贲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2〕同时，对于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便进行残酷打击，他杀气腾腾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3〕高启就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因为不愿和新王朝合作，他被朱元璋找了一个借口给腰斩了。当悲叹“杯酒朝欢，矛刃夕加”的颤巍巍日子；当空望着过一种“所以贤达人，高飞不下避网置”的生活；当看到“城头飞，城下宿”的“空城雀”自由自在地生活，便发出“不须羡彼珍禽羽，翩翩高集珠树林。一朝身陷虞罗里，回首空城不如尔”的感叹，他那一份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便活脱地画出了明初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明初的官场是危险的，正如高启所说“杯酒朝欢，矛刃夕加”，官员们没有一点安全感，经常被“廷杖”，这既伤身体，更伤心灵。清初的胡承谱《续只麈谈·廷杖故事》对此说得比较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几绝者，十之八九。”〔4〕这样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人都会害怕，它对被杖者和旁观者的人格摧残都是严厉的。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所载：“明祖……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是无法使人格健全的，况且和前代相比，明代知识分子们甚至连选择归隐的权利也没有，如果不想死（比起后来连选择死的权利都没有的人，他们还有一点点自由），就只能浑浑噩噩地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他们过着一种“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的生活，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的尊严不是自我剥夺，而是残酷的被剥夺。
以上说的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民间思想的守望者”留下的资料有限，难以窥见全貌。不知道仅做过胡宗宪幕僚的徐渭能不能算，读《徐渭集》时，常常被他诗歌中“伤残的飞鸟”意象所震撼，即被伤残的不仅是他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一颗被残酷的社会所损伤的心灵。
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比较接近的应该是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他们自食其力、不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