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
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一是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二是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三是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四是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们以为他是不及格的。
一、金庸的家世和道路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从元朝末年金庸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直到他的爷爷这一辈。五百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六人中进士，十七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十四人，中举人五十九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十人中进士，三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三十八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举时代的巅峰。可是，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琏）、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朝廷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十九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金庸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人。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五百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金庸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金庸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因为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外，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金庸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金庸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都是旧式文人的心境和态度。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香港，金庸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难逃过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因此，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到了衢州中学后，他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而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青春时代的金庸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金庸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想、有憧憬。1947年10月，他考入上海《大公报》是其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报》“文人论政”理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他们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金庸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十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评到武侠小说，最终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折。金庸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金庸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金庸的武侠小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境之后，金庸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开。金庸与《大公报》笔战，其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中成了暗杀对象，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港。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坚持当年的新闻理想，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金庸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金庸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然而，在安乐、在无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却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其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金庸还没有走出古代。
二、金庸的思想世界
金庸的权力观。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所毒化而出现的畸形现象。与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准，不幸的是，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正如吴霭仪已深刻地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观念。也就是说，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因为办报成功，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金庸成为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金庸的社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金庸曾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近五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坚决地站在大陆一边，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攻击，市民游行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1992年笔伐彭定康之后，1995年，金庸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度还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
有一种看法认为，金庸晚年日趋保守，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失去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其实，金庸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过：“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以及国宾待遇。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对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对邓的“仰慕”也出于真心而不是客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林彪、江青的同时，也一再表示对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自内心的崇敬，曾多次为邓小平等仗义执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了。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书，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潜心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对《明报》的治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精神可言。有多位熟悉金庸的人（如黄霑、林燕妮等）都说到他的“独裁”、“不民主”。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金庸有着强烈的忠奸观念，身上有着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其对康熙的崇拜完全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金庸的新闻观。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读物，但他同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金庸最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金庸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