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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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尽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于金庸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在这些人中，有的重新举起启蒙的火炬，有的执著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的倡导“重建文明模式”，有的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有的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知……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地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他越到黄昏，越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的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上看，中国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金庸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向往太平盛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金庸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更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金庸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与其对奸臣、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庸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知，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一种痛苦的灵魂
？ 吴茂华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流传于国内，引起国人甚至一些党内人士的震动。
斯维特兰娜在她的两本书里，通过对家庭往事真诚痛切的追忆、反省，呈现出铁幕政治下一个正常人追求人性时辗转哀号的痛苦，以及她何以在中年抛子弃女，离开家国叛逃西方世界的精神历程。身为“红色公主”本可养尊处优，过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她却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并为此而一生付出沉重代价。但她的选择却完成了一个人对自由理想价值精神的追寻。
这两本书的价值意义，绝不仅为一部特殊的家史。其丰富而详尽的资料，为历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时期，乃至前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留下了重要的材料。
昆德拉说过：“个人的悖论和历史的悖论惊人的一致。”环境制约个人，现实格局人生，斯维特兰娜命运的磨难也是历史的荒谬和不幸。
自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握政权到其去世的前苏联时期，他到底杀了多少人？这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据有关资料披露，除早期的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洛维也夫被关的关、杀的杀而外，清除行动在1937年、1938年达到高峰。被消灭的光红军指挥员和政委就有几万人，被清除出党的党员有二百一十万人，因政治原因逮捕的有五百多万人。向一切想象中的敌人开战，这便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大疯狂时期。后来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很难想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总书记竟如此仇恨共产党！从对肉体到精神的专政，让每一个公民恐怖，把每一个人变成战战兢兢的奴隶，这是极权制度下最成功的政治。这种杀戮与恐惧甚至走进共和国的“第一家庭”。首先是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神秘自杀。死前她给斯大林留下一封遗书，很快就被毁掉。据家里人后来告诉斯维特兰娜，那是一封充满了可怕控诉和谴责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封政治决裂的信件。在此事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斯维特兰娜的巴维尔舅舅自杀，斯瓦尼泽舅舅被捕几年后被杀，玛利亚舅母狱中闻讯死去，姨父雷斯登被捕杀，还有因为“知道得太多”的巴维尔孀妻被捕，安娜姨妈被关疯，更不用说战争期间哥哥雅科夫之死和嫂嫂尤丽娅被关押。这一连串亲人的黑色死亡，对青少年时期的斯维特兰娜不能不留下巨大创痛的阴影。而心灵的阴影会跟随人一生不可抹灭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便是她中年成熟后写成的。她在书中说到了母亲和亲人的死亡：
我常想，如果她没有死，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她是一只绑在战车上战战兢兢的鹿。
在父亲的周围，好像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落入这个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从生活中消失。
关于斯大林的残忍动机，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主要动机是过分的贪图功名和贪权”。追求荣誉、优越感，实现和扩张个人意志，其根植于人的灵魂深处的便是情欲的满足，而情欲所特有的兽性就有着毁坏性的力量。正是权力把斯大林人性中的阴暗点放大成一场人类的巨大灾难，使得权力不受约束，产生了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或超人，才是遭受恐怖政治的真正原因。从希特勒到中国秦始皇，他们都是制度的产物，他们都是一些出色的刀斧手而已。
斯维特兰娜虽贵为“公主”，何尝又不是刀斧下的一只羔羊？她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一名犹太裔的电影艺术家，初次品尝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恋，仅仅才和艺术家在莫斯科大街上溜达了几次，那位倒霉的恋人便以间谍罪被关押十年，永远逐出了莫斯科。
像母亲一样，斯维特兰娜有着俄罗斯女人的敏感、善良，她热爱音乐、文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为她日后成熟理性反省人生有极大帮助。成年以后，这位有着丰富人性的俄罗斯女儿越来越睁开眼睛，认清了社会的悲惨现实，灵魂与情感离开残暴的父亲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决裂。她三十七岁那年，在有两次失败婚姻的情形下，认识并嫁给了一位衰病的印度共产党员辛格。辛格出身王公贵族，具有典型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气质，并为她带来了甘地“非暴力”、“坚持真理”、“不与人恶”的印度智慧，以及来自苏联以外世界各地的自由精神之气息。这是一个和她父亲完全异质的共产党员：凶狠与善良、暴戾与宽厚、虚荣与朴实、权力的力量与灵魂的力量。也许是对比太强烈了，斯维特兰娜被温和略带忧郁气质的辛格深深吸引。就是这个辛格告诉她，世界其他地方正发生的一些事件，是法西斯的重演。此时斯大林去世已十年，斯维特兰娜的身份却并未有多大改变。而对他们的结合，苏共当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极力阻拦，直到三年后辛格死去，也未正式批准斯维特兰娜和辛格的婚姻。她的心灵又一次遭到制度粗暴的蹂躏。后来她在《仅仅一年》中写道：“我们真没想到，居然和国家干上了。‘青铜骑士’重重地抡起铁拳，朝着那个安安静静带角质眼镜的人冲过去。在沉重的铁蹄下我们是无处逃生的。”
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的不幸，亲人们的死亡，使斯维特兰娜不无柔弱的心创深痛巨。她从自身血泪斑斑处，认识到了事情的本质缘由。待辛格死后，她借送骨灰回印度之机，叛离苏联，完成了对人性、自由生活的追寻回归，难道不是情理之中的事么！
生活与现实，人性的逻辑，比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或主义更能照亮人的眼睛，打开通向真实的道路。当一种理论或主义的实践致使千百万人遭受痛苦和灾难，它有什么理由要人依然供奉它如神明？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的尊严、良知和道德的价值至高无上，世间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戕害无辜生灵更为罪恶卑鄙的呢！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说：“是心灵领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斯维特兰娜饱经辛酸，中年以后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内心起了更大变化。宗教中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戒杀”的律令，还有对仁慈、谦恭、平等爱人的教义，使她找到真理、灵魂存在的力量。她在书中写道：
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别人教导我要把他们当成伟大人物的人在我眼前垮了。恶势力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无论他打的是什么最崇高理想的旗号。变成好人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善良真诚的人们，而不是靠镇压和战功起家的铁胆英雄。政治生活里的谎言和虚伪使人不能忍受。一切秘密、地下活动和偷偷摸摸的念头都极可憎。对人、动物，对任何生命形式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对于我，从精神囚禁中获得解脱过程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个过程顽强不懈进行着。真理滴水穿石，透过了花岗岩。我不仅逐步对父亲的独断专行有所认识，而且也对他亲手建立的、戕害了千百万无辜牺牲者的血腥恐怖制度看得更清楚了。我也渐渐明白，不管那些同谋犯如何煞费心机，他们也不能逃脱罪责。这时，那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大厦，一下从上到下散了架。
野蛮也许可以打败文明，暴戾也能残害无辜，专制可以置异端于死地。然在谎言和暴力肆虐的同时，天地间有一清明之气，我们仍然确信还有一种高于一切的力量，那就是对诚实、仁爱和真理的信仰。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消长进退中艰难前进的。冥冥中，上帝找到一个女人为他的代言人，斯维特兰娜的这两本书便是人性战胜暴力的宣言书。拒绝谎言，说出真相，为历史留下一份特殊的证词，她竭尽所能了。
认真极处是执着
？ 林子明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明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1〕。
学者金雁在东欧作访问研究期间，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波兰老人。她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人都死在集中营。1992年圣诞节，金雁赶去华沙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老人十分高兴，穿上圣诞节刚买的新衣给她看，请她吃圣诞节的食品。最后老人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里面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珑的圣诞树、老人穿的暖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圣诞饰物……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谁想得这么周到？”金雁好奇地问。“德国人。”老人递给她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用德、波两种文字写的慰问信。原来德国政府（统一前为西德政府）战后除了对纳粹受害者作出经济赔偿外，每年还“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居住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箱老人圣诞用品”〔2〕。这项政策已经坚持近半个世纪了。德国政府还良心债，一还就是五十年。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比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