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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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
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
①
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
②
“故善战者，服上刑”。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
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
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
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
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
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 页。
②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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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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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
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
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思想学派强
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
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
认为它迂腐而无用。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
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③
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
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
的道义责任感。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1719
—1788年）。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 （1776—1829年），经世学
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
响。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
裕。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
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这批
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
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
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
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
三章）。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当叛乱接
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这
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
题感兴趣了。1830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
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
①
部研究著作。 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
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
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
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但是，随着西方
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焦
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亚洲腹地转移到了“夷人”挟其新技术而来的沿海
一带。
③ 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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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
严重威胁，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仍然前后矛盾；后来他写道，解除人民疾
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关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一
带。鸦片战争中战死的关天培在1836年前后汇编了《筹海初集》，鸦片战
争以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完成了类似的著作。①
某些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
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他 1839年在广州
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后来魏源建议设立
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1859年的奏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②
（五十年代沿海一带一些重实效的官员如何桂清、劳崇光和薛焕都采取这种
态度。）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
列。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持下，翻译了瓦特的国际法的某些章节。后来，
梁廷枬写了《合众国说》，书中高度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些著作虽然给
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要算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
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
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
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
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
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就十九世纪
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
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
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
的《海录》（1820年版）。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
①
1840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
②
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 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
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1841年被译成中文，书
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起源于
林则徐。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资料于1841年交给魏源，魏源于1842年将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4 册第461 页；第6 册第491、535 页。
②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2—134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 页。
② 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 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七部现
已遗佚，仅存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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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编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这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
③
中文著作。姚莹对世界地理同样感兴趣。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魏源不同，
姚莹的外国知识是从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台时俘虏的英国战俘那里得
到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福建巡抚徐继畬所编，
于1848年出版。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这些人表示了这样的意图：严肃地
追求知识，并指导自己的同胞进行这一类活动。魏源声称，他最重要的动机
是想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形。不论是论述战争的发展或是论述和谈的进行，
他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海国图志》不仅包括各国地理，
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魏源认为，
他的同胞都应该研究外国地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因为徐继
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他每天写
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姚莹声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
为他对中国受外国人宰割的状况感到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够使中国人无论
老幼都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最后，他希望使中国免受耻辱，并
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①
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
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
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
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
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
一口头禅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
②
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
制武器。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
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
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1843年1月，他的《海国图志》第
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
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
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506 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
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 第2 期 （1972 年）第151—204 页。
① 姚莹： 《东溟文后集》，卷8 第10—11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
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 （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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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
②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①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 《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 （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 — 6页；卷85 （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