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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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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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③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②
和钦差大臣胜保， 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①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4 页。徐继畬：《松龛先
生全集》，卷1 第36 页。
① 萧令裕： 《粤东市舶论》，第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 第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 第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 第10 期 （1965 年）第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 第1 期 （1941 年）第1 — 4页。夏燮：《中西纪
事》，卷1 第19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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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
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
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
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
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
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
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
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
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
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
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
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
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
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
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
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
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
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
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
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
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
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
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
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
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
①
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第21—22 页；卷24 第36—37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1 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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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应该承认，
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
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
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
①
何作为。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
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
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
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
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
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
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
②
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 但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
仍然盛行。实际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从当时的著作中至少可以
摘引二十处表现这种过于自信的怪念头的引文。此外，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
们当中也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
令裕等人。③
这种错误判断的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
光帝认为南京条约便是一种“永杜后患”的方法。没有一个军机大臣为变革
起过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穆彰阿和赛尚阿是庸碌之辈，理学家祁嶲藻是保
守分子和好战分子，道学家王鼎自杀，注重实际的潘世恩年迈体衰，最后于
1849年隐退。的确，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对政治如此漠不关
①
心，以致人们可以在茶楼酒馆里看到“免谈时事”的告白。
各省领导人也没有多少作为。他们应付这种新形势的纲领仍旧是墨守传
统，着重训练士兵游泳，对敌人准备火攻，恢复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沿海军事
② 《史料旬刊》，第38 期第399 页。
① 萧令裕： 《英吉利记》，第1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
卷35 第10 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
道。
② 黄恩彤： 《抚夷纪略》，第2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5 页。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 第2 页。《史料旬刊》， 38 期第402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卷4 第30 页；卷5 第25—26 页；卷9 第6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 第44 页。夏燮：
《中西纪事》，卷3 第21—22 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 第3 页。汤彝：《柚村文》，卷4 第
13—14 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 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 页，载《小方壶斋舆
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 第9 页。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5 册第529 页；第6 册第240、459—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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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两广总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约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员撰写
的军事战略论文。另外一些沿海总督如琦善、杨国桢、怡良、牛鉴、璧昌和
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
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
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②
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从最初的
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
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
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还有，1846年
5月8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
③
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 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
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
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
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
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
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
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
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
为怪了。虽然在1840—1860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
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由于拒不
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
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
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 第33 页；卷75 第28 页。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2 册第569 页；第5 册第531 页；第6 册第543 页。王家俭：《魏源对
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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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
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
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
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
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䜣）在六十年代，
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
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
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
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
①
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
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
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
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
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
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
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
②
为亘古未有的奇变。 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
确实，这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