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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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
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
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
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
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
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
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
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
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
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
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
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
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
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
①
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 江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1970 年）第34—3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0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2 页。李
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43 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 第4 期（1970 年）第1—20
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 第10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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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
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
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
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
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
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
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
编》 （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
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
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
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 1866
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
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
①
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这些日
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
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
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
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
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
②
但其“体”应为工业化。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
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
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
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
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
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
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 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 第1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100 第24—25 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
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 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
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2 册（1974 年12 月）第729—777
页。
① 在 《小方壶斋舆地从钞》中，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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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 ①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
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
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
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
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
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
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
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
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
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 第59—60 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 第2 — 3 页。孙文：
《国父全集》，第5 册第4 — 5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0—48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 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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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1860—1895年
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
的。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这种思想上反西
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
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但与此同时，又出
现了一种认识 （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
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
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
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
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
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
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
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
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
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
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
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大
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模仿
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他问道，如果一
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
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
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①
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防无须得到西式武器。刘锡鸿举俄国
和美国为例。美国之战胜英国，并不是得益于海军，而俄国仅仅拥有一支象
征性的海军，却成功地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另一些评论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
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
好的吏治为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
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①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34、277—283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
第25 页；卷79 第1 — 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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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
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
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
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归根到底，
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
②
他们多么精通西法。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相反，
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
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义利
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
1889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③
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他们坚持
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他们问道，为
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
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
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①
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
条件不同，价值各异。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
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西
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
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
国调动军队。②
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
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
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
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
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
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
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 期 （1971 年）第257—270 页，特别
是第260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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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③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辏г诵础�
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
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
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
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
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保守派声称，引进采
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
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因此，他们常常
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
示警。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
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①
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
远超过它的优点。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
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
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例
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
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②
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京师及地方上的各
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