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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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
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
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
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
①
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
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
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
②
的国内安宁。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
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
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
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
特殊身分。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
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
③
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
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分（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
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
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
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
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
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中国人
“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
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戈登说，他们甚
①
至不想学习“喊口令”。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 第6 — 8 页。
① 见恭亲王1884 年1 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 页。又见张佩纶：《涧
于集》，卷6 第10 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 页 （注70—73 ）。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
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 第302、664、667 页；卷3 第172、318、323、399、445、
518、753 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
① 戈登档案 （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 （1864 年8 月26 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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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
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
（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
②
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来的。英国公使
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
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李鸿章在1864年6
月拨了一千三百名淮军（由二、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
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
③
“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
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但是，
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巴夏礼本来只希望
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他也嫉妒
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
（这些中国军队直到1865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
①
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李鸿章不得
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标明日
期为1864年11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
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训练计划
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
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
②
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1865年6
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
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三百名炮兵）北
上。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
的这八百五十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
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
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
的秘密备忘录”（1864 年）。
② 详见史密斯： 《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 第2 期（1976 年）
第195—223 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 年6 月19 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27 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 年7 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
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 第21 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 第10—11 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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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
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
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
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
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
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
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
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
①
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 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
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
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
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
②
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年爆发了两次兵变。1873年5月，在经过了九年并
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
事提出过强烈抗议。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
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
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
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
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 第8 页。FO （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 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
年11 月20 日及1870 年1 月13 日）。
② FO228 ：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 年1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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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
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
…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
部，云南的回民叛乱 （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
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
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
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
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
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
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
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
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
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
①
子纲，夫为妻纲）。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
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
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
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
②
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
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
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
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
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
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
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
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
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
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
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
① 特别见金天柱： 《清真释疑》，第1、4 — 5、17、19—21、25—28 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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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
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 （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
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
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
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
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
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
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
（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
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
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
①
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
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
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
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
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
龙 （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
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
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
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
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
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
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
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
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
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
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