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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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之一的查连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传的表扬。②
虽然周盛传不想在他的部队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经常向外国人求教。
但是，他对外国人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进行辩护，有时则嗤之以鼻。
例如，戈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机中回到中国时，他
就很怀疑戈登的大部分军事建议；他甚至责怪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
用的一些德国军官不懂得夜战和卧射的优越性。有时，周盛传也分明误解了
外国人建议的要点：例如他就曾讥笑过戈登关于游击式运动战法的主张。可
③
是，他指责戈登低估了高级技术的重要性，这又似乎是相当对的。周盛传
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
报、铁路）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至少用当时的中国标准来看，周盛传所部的各营是第一流的武装力量。
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
①
声。但是，周盛传本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说：这支军
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二十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不
是在装备方面，而是在勇营制度的军官的挑选和提升方面。周盛传抱怨说，
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 第52 页；卷26 第38—41 页。
①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 页；卷4 第3 — 4、10 页；《外记》，卷1 第
7 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 页；卷2 ·2第1 — 2、13 页；卷4 第19—24、26—27 、32—33、37 页；
《外记》，卷1 第11—23、44 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
203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 页；卷4 第26—34 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
华捷报》，1880 年9 月11 日。
① 福岛安正： 《邻邦兵备略》，卷3 第45—46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 册第4、
57—59 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 （1880 年）第127—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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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军官缺乏朝气，而新手又缺少知识。尽管周盛传屡屡告诫他的营官
和哨官要象士兵那样艰苦地参加操练，但军官们仍拒不上操。他们把这当做
丢脸的事。周盛传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国人的观察都注意到了这一有
②
决定意义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是束手无策，坐视莫救。 周盛
传的军官们想方设法要挤进清朝的官僚阶层，哪怕是挤进绿营的官僚集团也
好，可是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荣誉感。
周盛传军队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营。每当德国顾问们建议对
勇营的组织进行任何细小的修改，他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加以反对。虽然
周盛传知道法国和德国都实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认为这办法不适合中国国
情。他对上述建议作出的让步，就是提议勇营兵中每营所拥有的五十名长夫
③
应给予机会使之变成士兵。周盛传很赞赏作为淮军特点的家长式统治和人
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事实上他也把许多亲戚安插在他的部队中。虽然
他本人很欣赏象查连标那样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的技术和知识，但周盛传很
少推荐他们获得勇营军官垂涎三尺的绿营军阶和官职。显然，周盛传和李鸿
章没有这些特殊荐举的客观标准。①
在周盛传的部队中有吸鸦片烟、赌博和欺压老百姓等常见的恶习的人比
②
较少，但是他确实仍一有机会就要告诫官兵们应注意道德和军队风纪。 淮
军训练计划的效率，一定因执行一些有价值的、但非军事性的任务而受到损
害。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周盛传的部队经常奉命参加建设工程，参
加垦荒、屯田，还参加一些救灾活动。③
同时，淮军也继续受北京财政政策变化莫测的影响。李鸿章为反对饷项
收入的日益削减而奋斗不息，这在文献上是有充分的记载的。在七十年代，
整个淮军的岁入平均远远超过三百万两，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
④
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二百五十万两。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向士兵
（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为积
欠在退伍时偿清。北京确实向各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
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 页；卷1·2第41—42 页；卷2 ·2第22 页；卷4 第36—37 页；《外记》，
卷1 第14、18—21、23、36—37 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 册第57、197 页。特洛
特： 《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2 ·2第16—17 页；卷4 第32—47 页。
①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 页；卷2 ·2第1 — 8、13 页；《外记》，卷1 第50 页。王尔敏：
《淮军志》，第146—147 页。
② 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 第50—52 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第37、
39、41 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 页。
④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 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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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
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
⑤
开支。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
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
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建设一支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
他仍然觉得海军不象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
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
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
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
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年4
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是，
他开始把赫德看做是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见上卷第十章）。于是，
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定货。他们两
①
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李鸿章
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一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十九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责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
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调
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
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
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
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
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
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
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
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
国来的军火商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
里进进出出。①
⑤ 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 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 ·2第15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卷25 第4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68—81 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
第467—478 页。
①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 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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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
年四百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
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
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
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
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
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
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
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一百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六十万两；
②
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
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
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五十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
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十二艘船——八艘小炮艇，两艘 1，350吨的巡洋舰
（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
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
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
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
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
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
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①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
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
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
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地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
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
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
争技术。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
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
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②
第150—151 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71 页、73—77 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卷37 第32—34 页：卷40 第52—56 页。
① 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 （1882 年1 月1 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
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 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85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
第46—49 、177—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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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3年秋天，四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
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
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十四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
船上，其他七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
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三十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
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
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
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
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
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
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
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挑唆出来
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
①
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
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
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
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
官员和一名年青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
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购的几艘阿摩士庄
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
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 （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
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