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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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 第22—23 页；又见卷2 第36 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 页。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 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 页。《洋务运动》，
第3 册第12 页。
②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 册第195—264 页；又见第200、203、206 页，并散见于其他
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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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
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
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
盖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 1888
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
③
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 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
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
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
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
①
就象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 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
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一百二十万两，
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
个四百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二十五英尺深的
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三百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
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
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
械”。②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
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
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
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
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
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
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二十七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
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
①
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分。 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
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③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 册
第151—170 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38—42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 第1 页；卷294 第9 页；卷296 第8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 第3 页；卷74 第33 页；卷76 第50 页；卷78 第53 页。斯佩克脱：《李
鸿章和淮军》，第231 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 期（1976
年6 月）第261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 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 册第
473—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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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
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
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
②
昧、又嫉恨别人的人”。 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
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 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
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
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
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③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
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
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
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
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
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
过十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
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七十多名学生，后来
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三十七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二十五名士官生。
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
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
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
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
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
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
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
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①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
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
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
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
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
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 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
兵种杂志》，第42 期 （1898 年6 月）第720 页。
③ 《北华捷报》，1890 年6 月6 日、7 月4 日及8 月15 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
册第797、801 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62—63 页。
①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
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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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 ②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
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
而受治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
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
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
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
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
①
责。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
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
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
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
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
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
期开辟淡水及打狗 （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
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
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
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
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
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
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
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
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
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
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
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十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
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
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
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
② 包遵彭： 《中国海军史》，第232—236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 页。《北
华捷报》，1892 年11 月18 日；1894 年1 月12 日。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 第5 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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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
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①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
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
（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
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
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
②
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 鉴
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
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
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
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
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
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
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
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
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
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
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①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
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
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 1887
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②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
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
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
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
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
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131 页。黄家谟：
《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 第6、7 期合刊 （1968 年4 月）第179—180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1、3 页；卷8 第16、18 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 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 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165—166、170—172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1 期 （1963 年11 月）第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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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
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①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
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
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
得，这使他到 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
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②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
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
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
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