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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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
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
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
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③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 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 — 8 页。《李文
忠公全集·奏稿》，卷53 第42—44 页；卷74 第23 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
页。
③ 《北华捷报》，1887 年4 月13 日。
① 《北华捷报》，1887 年4 月13 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 页。王家俭：《北洋武
备学堂》，第8 页。
②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 页。
③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 页 （特别是注42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
洋学堂》，第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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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
④
得了不少好评。 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
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
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
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
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
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
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①
④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 期 （1894
年）第255—259 页。《北华捷报》，1890 年6 月6 日，1894 年6 月29 日和7 月27 日。
① 《北华捷报》，1894 年9 月21 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 页。普列赛森：《侵
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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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
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
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
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
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
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
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
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
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②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
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
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
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
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
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
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
更大的成绩。①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七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的成欢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
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
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
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
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
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
这场战争。
②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
②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 册第209 页。史密斯：《中
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 （1976 年）第11—23 页。
①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
1895 年》，第91 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 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 页。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 页注28。
②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 册第1—108 页。
《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18—286 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
第1 册。布雅克： 《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
果》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 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
分析》，载《中国一周》，829 （1966 年3 月14 日）第13—16 页，830 （1966 年3 月21 日）第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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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
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
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
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
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
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
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
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
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三千三百万余
①
发枪弹、约二百五十万发炮弹。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
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
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
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
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
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
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形便
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
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
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
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
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
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
①
大炮和船只； 〔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
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
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
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 第4
期 （1895 年）第691—739 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① 伏拉的米耳： 《中日战争》，第215、223、231 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
1 册第34—36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卷1 第246—256 页。
①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 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 页。《日清
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69—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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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
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
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
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②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
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
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
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
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
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
感到的内疚。①
（张书生译）
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75—27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 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90—10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
第62、70—71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81—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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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
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诚然，这种激
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在儒教
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
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
①
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 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
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
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
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
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在1890年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到1890
年帝国主义侵略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蒙受被日本击败的羞辱后不
久，1895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开始
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在这一争夺的高潮中，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
了旅顺口，这些行径使中国面临立即被分割的危险。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
氛形成了，全国弥漫着被瓜分的恐惧。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对华的改造的影响（它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不
断地在起作用）的新发展同时出现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后果无
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在那里引起了
持续的累积的经济增长，结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
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
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
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
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
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
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
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
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十九世纪九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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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
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力。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
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
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
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了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
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
中被限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