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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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诏令、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新闻以及重要的国际事件。另一版专用于社
论，主要是关于国事的社会政治文章。通商口岸报纸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业
和地方消息，在维新派报纸中却明显地缺乏。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
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立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
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①
这种民族主义也许确实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精英报刊的最主要特
征。几乎每一种大报都在发刊词中公开宣称，它的出版发行主要是对民族危
机的反应。甚至象《无锡白话报》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小报，也宣布它的目的
②
是为了国家富强而推进白话。正如梁启超所说，报纸的目的首先是促进思
想的交流，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
这些报纸的兴起标志着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的开始。单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6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卷2 第16 页 （第111—117 页）。
① 布里顿： 《1800—1912 年的中国定期报刊》，第1—85 页。
② 《戊戌变法》，第4 册第542—5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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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族主义而言，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上溯数十年。象王韬、郭嵩
焘和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
动和广泛的意识，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有了学堂、学
会，尤其是有了社会精英的报刊，才使它的出现成为可能。③
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着一种需要参
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结论是通过参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朝新方
向发展和变得富强起来。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为外国人所有的条约口岸的旧
式报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争论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后，
社会精英的新式报纸则和新学堂及学会一起，变成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有力
工具。
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
象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
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例如，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鼓励
学生阅读《时务报》。有一个公法学会，以研究国内外的报纸为主要宗旨。
再如，另一个校经学会则是在校经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南学
会则宣称它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教育改革。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大大增强
了它们的总的影响。它们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
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
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
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
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
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因此，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
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
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发展。
维新时代的另一重要遗产，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社会集团的诞生。
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背景或社会地位，倒不如
说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
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要把新型知识分子和旧式士大夫
进行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绝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们乡土的社会
精英，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履行着重要的职责。反之，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大都
是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
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
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经在从事政治组织活动，这些活动也只限于政府官
僚机构中或地方社会中。确实，在进入公元十一世纪以来的许多世纪中，士
③ 科恩：《王韬和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4 期（1967 年8 月）第559—574
页。参看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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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有时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组织活动之中：例如在宋、明两代，私立书院成
了这种活动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间组成了自愿结合的团体，特别是组成
①
了那些与十七世纪一度兴盛的著名的东林和复社运动有关的团体。然而所
有这些社会动向均已消失。可以肯定，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中国士大夫已经
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从事这类活动。反之，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
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在城市中，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
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而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知识阶层人
数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们家乡的社会断绝了往来，因此当他们
最初产生于维新变法的时代时，当然是中国社会中的无足轻重的人物。然
崦，中国与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这类人物往往对变革特别敏感，
而且经常成为变革的代理人。
知识阶层还由于他们同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而与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
传统的中国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尽管经常存在紧张和矛盾，
两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联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国家。一般来说，中
国的社会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国
的知识阶层和现代政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对政府提
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因
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
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
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
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
新、旧知识分子集团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大异其趣的。中国士
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满。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
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因此，他们对自
己的文化遗产十分自豪，对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
识。如果士大夫有时为自己和秉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感到烦恼的话，那末，他
们之间的文化一体感却是不大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
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已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
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
部纷纷涌进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
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
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
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
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
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
①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5—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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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
（陈高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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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蒸气轮船航行的问
世，两国都发现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西方炮舰在其中某一国港
口出现，对另一国也产生影响。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
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审察会引起反省和仿
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足足早十五年；日本在
1860年才完全与国际秩序发生关系，而同年，清朝的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付
之一炬。此后，日本领导人决心保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国人的意志，因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使中国濒于毁灭的四分五裂状态而更加坚决。不久，日本向现
代化进军，这给中国带来鼓励，也带来了警告。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日本
一跃而在国际间与列强平起平坐，这件事使它的各项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
国青年一代学习的中心。
这些年来，两国之间一国在另一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给
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课题，而这个课题到现在才正在产生成果。对日本人来
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
变而为 1895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
众。这样他们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东京街头上，往往因
其发辫和衣着而受到顽童们的嘲骂。在中国人眼中，人们记忆中一度曾打破
明末安宁的东洋矮子作为近代化的邻邦又卷土重来，并且答应把中国人带入
光明的未来新世界，但事实上却证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新的亚洲帝国
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诫国民说，要象尊重中国人那样尊
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领导人警告其国民不要无批判地
接受西方人对中国虚弱的嘲笑。中国领导人在一开始交口称誉日本的成就，
然后变成了恐惧，并且警告国民应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险。可是后
来，当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显时，日本的现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学习的目
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国革命的地方。由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近代
史中对对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有关的两方面进行观察是有好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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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开放对日本的警告
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
开端。贡献是几方面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
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
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
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
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英国人，现在正准备
对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
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
战败的消息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
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说：“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
①
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 不久，荷兰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
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
他的 《海国图志》有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
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
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
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
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
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
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
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②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
① 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1839 年8 月1 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别集条，98。
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 （1934 年）第318—319 页。材料均引自吉田正：
《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Ⅰ，日本（1972
年），第54 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 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② 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
卷32 第8 期 （1966 年4 月）第242—349 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 年，并且持续到明治时代初期。
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 年）的影响，见
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 期 （1939 年）第478—545 页。佐久间象
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
住脚的。那好象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象魏源那样的有才之士不能
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泉》，第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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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
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
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
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
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
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
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
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
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