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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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
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
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①
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
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
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
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
②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
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
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
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
不可少的。
① 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
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
太郎翻译。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 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
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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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看来，大部分留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
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
人的意识。在神田，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点这两种觉悟的鼓舞，一个全国
性组织开始形成。神田的中国学生会起了使学生团结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
革命前不久，美国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也设在神田）能够利用它不受日本
人约束的地位，使其规模超过了日本人办的早期的学生会馆。但它们都被用
作集会场所，都促使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同乡意识从未丧失过，大
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对革命组织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招收
成员和做报告都是通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的。但留学生的聚集地与
革命一样，也把同乡渊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一起了。①
日本在许多方面为加强留学生的民族意识做了工作。恩施态度和民族歧
视当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
甲午战争中表现的自负心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
认为是文明与中世纪精神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经过了几
十年的长期耐心等待之后终于战胜了中国，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
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
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到日本的
中国留学生必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准备的和
非现代化的国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
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
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
②
腥的敌意。” 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
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这种环境经常提醒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一部叙
述中国留学生的小说描写说，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
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
之意。①
可以预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自充现
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几次与同校的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的情况。他们说：
① 郑冼秀兰（音）：《1905—1912 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 年），
第116—117 页。注意K。S。刘在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 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 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 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②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 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 年的这部名著。
① 《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 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
第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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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在羞辱的驱使下，他直奔理发馆，
打着手势要剪辫子。②
这种蔑视的态度终于与中国一词联系了起来。“支那”一词可以追溯到
唐代，当时此词通过从印度传入的佛经而在中国语汇中使用。虽然此词日本
人已在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用得很多，但仍与“清”交替使用，中日甲
午战争仍被称为日清战争。此后，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在
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
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
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
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③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
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
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
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
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
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
①
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 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
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
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
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
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
的自爱和爱国心。日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国民教育：爱国心》刚问世，就
立刻被北京大学堂官书局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许多论述爱国主义方面的日
本著作和传记很快都有了中译本。②
由于学生运动充当了培养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留学生的人数自然
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昂或挫折，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从数字看，留学
生在1906年以后锐减，虽然人数依然很可观。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
② 景梅九：《罪案》，第34 页。
③ 例如，郭沫若在1936 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
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24
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 期 （1965 年3 月，
第34—36 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 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
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① 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 《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第 277—336 页。关于乃木，见317 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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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不满情
绪似乎是与那些受教育者质量下降的状况相符合的；事实上，日本刊物开始
觉察到，优秀的中国学生正被送到其他国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来日本。这
些看法也许有些根据；美国首先免除了义和团之乱的赔款，作为1908年中
国学生的教育经费，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开始这样做。对准备差的学生
不加控制地涌进日本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它的代表
们开始表示惊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开始规定选拔学生和选修课程的标
准，同时禁止受短期训练。日本的教育当局会同执行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
学生。这样，又转而引起留学生对本国政府和东道国的愤怒。根据学校毕业
生的数字，教学质量可能改进了，但学生组织和不满情绪也随之加强。1907
年两国达成协议：日本最好的国立高等学校将向中国留学生开放，让他们学
习正规课程；因此在以后两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学校入
学。1911年6月，中国政府安排在北京开办一所预科学校，以便培养到日本
高等专门学校求学的学生。到中国的月本教师的人数也有增加，他们有的自
办学校，有的也在中国学校任教。①
东京和北京的观察家们和官府的忧虑，因留学生变得日益自觉、激动和
警觉而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每一次冒犯只会更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使
他们的东道主和赞助人感到不便，往往还感到惶惧。1902年，章炳麟等人预
定组织一次集会来纪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时刻被日本当局取消了。
同年，中国公使蔡钧决定拒绝为九名自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入学提供必要的
保证。一批留学生拒绝在公使接见他们以前离开公使馆，这时公使馆就召来
日本警察抓人，这就给留学生以口实来指责中国当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们
把本国国民从享受豁免权的中国使馆中赶出去。由于学生们早已听到蔡钧已
经上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被
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吴稚晖在被押送经过东京的锻冶桥时，企图跳河自杀。梁
启超也卷进了这场纠纷，他在他的《新民丛报》中谴责公使是“文明之敌”。
实藤调查了当时的十四种报纸，除了两种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经
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
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
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①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
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
① 关于1907 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 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
见第96 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 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 年，中国学校
邀请的356 名外籍教师中，有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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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
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
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②
1903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
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
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
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
发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
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
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二十
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据。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
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
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
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
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
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
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
①
人的要求。 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
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
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
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象黄兴和陈天华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②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
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
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
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
命军》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
③
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 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
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 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
《1895—1904 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
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