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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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 期 （1954 年9 月）第
57—83 页。
③ 邹容： 《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 和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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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
1905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
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
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
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
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
②
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 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
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
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
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
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
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月7日，《朝日新
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
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
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
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
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
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
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
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
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
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年1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
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 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
81—121 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 页。又见欧内斯
特·杨：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 期 （1959 年）第113—162 页。关于陈
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 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 期（1952 年7 月）
第31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 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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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有
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
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
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
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
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象中日两
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
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
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
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
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
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
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①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 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 期 （1957
年）第1—25 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 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
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 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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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
②
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
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
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
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
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
生 （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
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
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
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
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
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
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
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
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
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
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
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
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
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
①
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
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
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 《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
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
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
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 页。
① 钱存训： 《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 第3 期 （1954 年5 月）第318—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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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
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
①
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 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
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 页）。作者认为1905 年是留学
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 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
期 （1965 年）第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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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
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
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
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
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
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
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
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
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
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
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
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
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
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
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
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
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
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
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
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
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
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
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
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
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
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
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
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
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
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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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
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
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
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
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
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
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
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
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
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
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
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
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
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
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
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
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
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
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