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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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
在1908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
河南。1909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
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①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
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
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
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
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
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
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 第4 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5—32 页。
①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501—2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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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
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
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
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
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
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
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
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
的是，在1908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
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
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
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
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
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
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
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
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
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
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
局常常发生冲突。①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
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
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
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
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
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
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
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
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
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
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
① 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
297—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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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
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
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
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
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
①
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 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
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
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
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
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
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
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
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
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
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
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刘坤一译）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 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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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①
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当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
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英里长。中国人在
②
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160，000，000元。这个
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
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主办人和经理
方面没有制订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
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无
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
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 （甚至在1918—1922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
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到了1933年，由制造业、矿业、银
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
十二。）①
① 本章摘自陈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作者对刘广京和麦金农所提的宝贵意见，以及
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和海恩斯基金会提供的经济帮助表示感谢。
② 此处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银洋，亦即中国银洋，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期约值0。72 两银子，
或者等于两个英国先令。银子和银元二者都是记帐的单位。
① 见刘大中和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 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89 页；侯继
明：《经济的两重性：中国的实例，1840—1937 年》，载《经济史杂志》，卷23 第3 期（1965 年）第277—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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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虽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实验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但也不是没有费过劲
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船坞和兵工厂，当时中国政界领袖和知
识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西方技术和工业管理是抱着
完全赞同的态度的。这种以“自强”口号表现出来的新态度推动了一个借鉴
西方实际知识以建立强大中国的运动。②
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得人心的目标，“自强”的思想对所有爱国者都有巨
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还是这样。但是关于怎样才最能取得这种崭新的力
量，则因时间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意见有所不同。文化纯粹派希望只
借用西方的枪炮和炮舰等重武器。但是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一点现代军事器
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够的。甚至在重新加强的欧洲压力——它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使中国受辱的中法战争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面
前，中国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制订各种政策，借以执行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强计
划。
一份新的材料促进了在士大夫中间重新集中辩论借鉴面方的问题。1864
年中国海关开始发表各商埠进出口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经
常出现贸易亏空。对这种逆差的关心从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批评者曾把它
归咎于折成铜钱的银价上涨的缘故。现在有了中国海关的具体统计，官员们
再次挑起这个问题，说这种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国家愈来愈弱，人
民愈来愈穷。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夸大其辞地宣称，“计洋
①
商（每年）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
薛福成和许多其他同样关心国事的官员因此提出了一个促进“商务”的
理论根据。既然中国无法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它只能多生产自制产品供应国
内外市场，以此来限制进口。这样一来，贸易不平衡便颠倒了过来，而增加
的财富就会加强国力。一旦把富和强这样联系起来，追求财富就变成新的自
强计划的动力了。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这一新的自强计划，它的一些倡议
者转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张把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
派。有几位士大夫为了使“富强”的旧口号重新流行起来，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来表示他们的新信念，如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
的《富国策》、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许多其他的文章
②
（见第三章）。的确，他们如此强烈地提倡他们的新的经济思想，致使共
产党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看成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③
② 见本书上卷第十章。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转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1 册第154—156 页。
② 对于有些这类著作的讨论，参阅赵丰田： 《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第41—147 页。
③ 例如，参见牟安世： 《洋务运动》，第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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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作者的主要重点是放在现代工业上面。他们普遍认为经营商
业最多只能起辅助作用。事实上，对外贸易活动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运输
困难、地方集市和地区市场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数商人对经商方式的根深蒂
固的观念：这一切都使得国内的商业仍按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①
更重要的是，成为现代企业主办者的有权势的官吏，对工业特别偏爱。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李鸿章就争辩说，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一个国
家强大；要使用它们和使它们运行，还得靠制造业、矿业和现代运输业的支
②
持；工业将创造这一伸张国力的新财富。 张之洞也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他的信念，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商业，所以
他争辩说，所有西方国家的富强都来源于煤铁。③
因此，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之提倡现代企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
尽快地获得受人尊重的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把见仁见智的政府官员联合到一
起，使他们能共襄工业化的盛举。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清末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因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
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业的重要性，认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业家之
手。于是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下，这些官员依次担任了下列的新职务：先是当
监督，继之当经理，再当投资者，最后，有些人当上了官僚…企业主。在担
任这些新职务之后，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便提出了关于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
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问题。
然而商人阶级的性质的变化，比推进现代企业的时间要早。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领得引票的盐商和广州的行商是中
国最著名的商人集团。其他还有几大类客商，即从事兴隆的跨区域的丝、茶、
药和其他地方特产等贸易的商人。各商业城市的许多地方会馆，声名籍籍，
就证明了商人社会的规模和影响。但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摧毁了赖
以建立省际贸易的垄断商业和经济基础。①
十九世纪后半期，起着新的企业主作用的新式商人出现了。最有名的是
买办。他们一开始是行商雇佣的伙食承包人，1842年以后逐渐改变了他们的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一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1 期 （1964 年11
月）第3—4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 第21 页。关于李鸿章的动机，见刘广京：《李鸿章在直
隶：1870—1875 年一个政策的形成》，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68—104 页。
③ 见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 页。
① 张鹏 （音）：《1842—1911 年中国地方商人集团的分布》。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
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 《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7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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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而成为外国人的管事，接着变成了契约经理，最后终于成为和外商进行
贸易的独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