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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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办”在抗议声中被看成是保全国家经济实力以对抗外国侵略的行动，
而国家的创办却被看作是与西方银行家相勾结的行径。完全独立的、无留难
的、不受本国政府和外国人控制的私营企业，就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
然而国家却认定，铁路不象纺织工厂，它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
① 例如参看埃尔文的《1905—1914 年的上海行政》，罗兹的《1895—1911 年的广州商会》，以及琼斯的《上
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这三篇文章都载在埃尔文等编： 《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
② 另一个有着同样动机并且在同时进行的大得人心的运动是要从外国公司手里收回开矿的权利，见李恩
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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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私人企业家去经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张之洞作为督办中国
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官员，曾慷慨激昂地争辩说，铁路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和主
权。他承认，私人资本能够补充国家贷款或外国贷款之不足，但是官员们一
定得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粤汉铁路首先对张之洞的见解提出了重要的挑战。1904年，广州七十二
行商和九善堂的商人领袖组织了好几次人数众多的集会，要求把粤汉铁路的
建筑权和财权还给中国人。这些权利业已由中国政府授与一个美国组织——
美华合兴公司。在汉口，张之洞支持甚至煽动了一个同样由商人和绅士领导
的恢复利权的运动。使地方感情突然爆发的表面原因是铁路建设迟延了，以
及美华合兴公司占有的、数量足以控制铁路的那部分股票未经认可就被卖给
了比利时辛迪加组织。不过，造成这件事的真正的原因纯粹是对外国特许权
和贷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在1905年内，美华合兴公司的控制权又被美国另一家公司取得。但是
复权运动从参加了几十个群情激愤的集会的成千上万商人、学生和绅士那里
获得如此声势浩大的支持，致使中央政府害怕会发生地方叛乱，所以它不得
不强迫美国人接受赎买的协定。
广东省政府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筹集地方税来建筑铁路。地方绅商领袖大
力倡议私营铁路以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反应是逮捕绅士领袖和商人领袖各
一名。但是这个行动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1906年初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店
员重新活动了起来；他们在前些时曾参加过许多恢复利权运动的集会，但是
他们后来退出了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行政管理问题的争论。现在，少数几个
主张铁路私营的领袖一经岑春煊指责，他们的反官办的行动反而大白于天
下，并且深得民心。接着召开了几次集会，或者通过决议对省抚之计划征收
附加税表示遗憾，或者组织支援代表团去访问被监禁的领袖，或者保证募款
资助成立一个私营铁路公司。①
清末近代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征股来吸引民众的支持，因为股票价值太
高。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征股活动，但每股的票值都
高达一百两。当时一个店员的平均工资是三块银洋一月（约合二两三钱银
子），而此数足以养活一个小小家庭，所以一百两银子的巨款只有非常富有
的人家才出得起。1906年的这些集会攻击了这种一贯的高昂价格，坚决认为
建造铁路所需的巨额款项只有集腋成裘才能募集。它们通过决定，主张发行
一种可以分期摊付的低面值股票。他们最后采用了五元一股（约合四两银
子）的办法，在一年到一年半内三次付清，这甚至使贫寒学生也能认购。在
① 香港《华字日报》， 1906 年1 月9 日、15 日；《华南晨报》， 1906 年1 月12 日、 15 日、18 日。关
于官员、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这些戏剧性冲突只有粗略的文献记载，例如，收集在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第3 册第1045—1055 页。岑春煊在他的自传《乐斋漫笔》中缄口未谈此事。许多有关的记载
只能从两份当时的报纸中搜集到，它们是香港的《华字日报》和《华南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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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2月共筹集到第一期认股款1，648，788元。这次运动计划筹集二千
万元作为私营铁路公司的资本，它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公司正式取名为粤汉铁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请要求取得商办地位。
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广州商人源源不断
地提出保证，但都以取得商办地位为条件。①
不论是北京的或者广州的当局，都不能抵挡这样一个有群众支持的强大
的示威。1906年4月，前买办和实业家郑观应，被地方行会和慈善堂领袖组
成的组织委员会选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商办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准。
同年6月21日郑观应就能够上报说，收到的第一期认股款已逾八百八十万
元。这是中国直到此时为止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所能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资
本。
但是，虽然得到私营权利，并没有终止关于对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导的争
论。在以后五年中，该公司即以商办企业来经营。但是这五年中危机不断。
首先是被选举的高级职员的合法性问题。郑观应之被选为总办，受到一些股
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
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
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
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
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
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
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
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
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
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
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
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
①
之处。 1907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
① 《华南晨报》， 1906 年3 月2、4、7、10 日； 4 月14 日。《华字日报》， 1906 年3 月3、5、10、19
日。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9 第46—47 、61、74 页。
① 关于这条铁路中的外国利益的大部分情况，见孙任以都：《1908 年的沪杭甬铁路贷款》，载《远东季刊》，
卷10 第2 期（1950 年）第136—150 页；马德琳·齐：《沪杭甬铁路贷款：恢复利权的事例研究》，载《现
代亚洲研究》，卷7 第1 期（1973 年）第85—106 页；以及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
年收回英国的苏杭甬路权的斗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 第1 期（1972 年）第223—268
页。关于当时的记述和文献，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连载在《东方杂志》上；又宓汝成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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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
（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
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
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
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
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
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
力。
1909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
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
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
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
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
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
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
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
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条，上面
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月还继续开了几
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
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
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
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
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
但是邮传部在9月24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张之洞的标准论点，即铁路
涉及国权，因此甚至那些处于商办地位的铁路公司也仍然要与政府保持一种
特殊关系。所以每个铁路公司的总办和会办在选出以后，得经邮传部正式任
命。邮传部的结论是，铁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职的命令仍然有效。
①
浙江公司股东们的反应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邮传部侍郎坚持第 77
款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是在邮传部把公司股东们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经清
帝批准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权把他革职。至少就铁路来说，“商办”实
际上与“官督商办”并无不同，因为国家保留了选任高级职员的权力。
对广东和浙江两铁路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营管理的作风问题。虽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999—1009 页。
①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第7 年第9 期 （1910 年）第67—70 页；第10 期第75—77 页；第11
期第87、9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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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梁诚和汤寿潜两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两人都使公司最后陷进了官僚主
义的办事陋习之中。梁诚成为浪费和无能的牺牲品，后来窜改公司的帐目为
他私人谋利益。汤寿潜支持有关地方绅士利益的事业，使公司与中央政府发
生了冲突。关于这两个铁路公司经营不当的情形愈公开，就有更多的人逐渐
了解，商办不是一种为了公众福利而必须争取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公司的董
事和经理发财致富或授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特许证。浙江铁路公司短期内保留
过有名无实的商办地位，但是到了1911年仍被国家所接收。这两条铁路没
有一条是真正由商人们经营的企业，这个事实反映清末的大工业几乎不可能
摆脱和官僚主义的联系而独自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茂新面粉厂
有几个近代企业得以规避了官方的主办和买办的经营。它们由传统商人
的财力兴办，因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机器能够被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提
①
高生产力。此种企业中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茂新面粉厂。从1901年开始，
这个厂即由江苏无锡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办。虽然荣家与官方有着某
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
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
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
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
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
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
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
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
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
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
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外行，他们不
知道需要什么机器，更不知道办整个厂得花多少钱。和他们打交道的面粉厂
都不让他们参观工厂。荣家兄弟询问一家进口美国机器的洋行，得知开设一
个小型工厂，单购机器一项约需八万两银子。最后他们找到一些英国造发动
机，带动四个法国造的石制研磨机。为此他们总共只花了不到两万两。
这笔巨款实非荣氏兄弟所能筹集。幸运的是，荣家的恩主朱仲甫前来过
问并给予帮助。朱仲甫刚刚弄丢了一顶不大的乌纱帽，正在找机会进行合适
的投资。他和一个朋友一起为这个新公司提供了三万两资本的半数。荣氏两
① 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 册第
372—376、381—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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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六千两，他们的几个亲戚则出资补足剩下的九千两。
但是他们发现，甚至在工厂开工以前三万两资本总额也是不够的。在
1902年，荣氏兄弟实际上把他们钱庄的全部利润一万两都转给了面粉厂，从
而使他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年他们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为这时
他们钱庄的新收益使他们能够买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当时已决定放
弃他的股权，因为他准备离开上海另就新官职。接着面粉厂改组。在其他朋
友帮助之下，该厂实收资本已增加到五万两。面粉厂的名字由保丰改为茂
新。这一切刚安排就绪时，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
厂开始赚钱。
公司成功了，于是决定试用比原来石制研磨机更好的机器。1905年，它
廉价购进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