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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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
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
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
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
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
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
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
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
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
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
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
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
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
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在结论中他给
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
之义。”①
① 周锡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 页 （陈天华：《警世钟》）。
① 引自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62、68 页。
① 见邹容：《革命军》，由约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译加注，英译本（第123 页）。中文原文又载于《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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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
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
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
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该庭
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
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
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
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学生
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
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
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宣传正是
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
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
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
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
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
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
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
本漠不关心。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
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
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
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
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
反对满人。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
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
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
于外国的侵略。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
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
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
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敛。英法两国忙于
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
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
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
革命》，第331—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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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
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
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
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
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
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
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
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
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
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
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
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
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
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
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
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
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
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
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
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
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
领袖在 1905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
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
①
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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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联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
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
的时候。对每一方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来，日本瞬息之间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
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因此
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
时，实行了立宪和创建了议会，但却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传统。的确有理由
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强国家团结是因为复苏了代表国家的古代天皇制度。
北京对研究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革命党人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洋
人，赢得他们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奋起革命。革命党人现在对外部世
界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学生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
新潮流，并且从俄国、波兰、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证据。
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战斗性，特别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
样地，梁启超对日本团结性的观察促使他发出了要注意“公德”的号召。）
看来，强烈的举国一致的共同意识可以弥补缺少自然资源之不足，也可以弥
补现代化起步晚的缺点。中国学生感到，国民万众一心地投身于国家目标的
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而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仍然会是比它更加
统一的国家的刀俎之肉。团结又恰恰是他们自己运动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受
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联合。1905年8月，经过十年零星的
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
①
中国同盟会。 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
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
山及其追随者周围。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
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
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
清联合，但没有成功。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
同盟会在1908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虽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
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在该组织活动的高
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
① 同盟会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9 页
插图。革命家们经过考虑并最后决定在组织名称上不用“排满”或“革命”字样；见冯自由：《记中国同
盟会》，载 《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148 页。可是，詹森书中的文献表明，孙中山有时也用“革命”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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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
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
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
1911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
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
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不论
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
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1904
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他受到中国基
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
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返回日
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
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
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
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
的地位。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
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
①
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
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
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
实现大联合的思想。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
高威信。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
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
所接受的领袖。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
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外国领袖们认真地
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他
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
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 1904年）之际满人实行
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
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载《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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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
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在华侨中间筹集款
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
山有更多的联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必须在国外
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
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
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
有趣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