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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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
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
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
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
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
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
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
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
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
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
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
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
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
①
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
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 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 （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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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
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
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
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
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
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
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
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
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
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
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
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
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
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
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
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
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
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
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
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
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
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
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
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
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
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
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
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鉴于他们自认为
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
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关于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
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
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
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
昌首义》，第2 辑第1 册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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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
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
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
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
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
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在革命人
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
中间出现了争吵。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
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
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到了1907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
义和公开的争吵。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
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
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
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
声音讲话，而从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
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
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至1907
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年10月以后当梁启
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
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
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
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
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
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
值。1905—1907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
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
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
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
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
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
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
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
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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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
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
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
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
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
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
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
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
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
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
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
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
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
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
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
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
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
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
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
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
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
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
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
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
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
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
①
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还得补充一点，
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
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
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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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②
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
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
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 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
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
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
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
护宪制政体 〔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
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
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
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
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
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
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
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
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
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
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
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
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
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
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
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
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
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
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
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
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
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
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
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
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 年4 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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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