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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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明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李鸿章及其门下每次提
出的现代化倡议和计划，都遭致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由所谓清流党发动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 、248—312 页。
③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 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
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 页。
④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 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
益。参见罗兹： 《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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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官方的反对又得到了反对引进机器和现代经济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和鼓
励。地方长官们经常同社会上层人物一起发动群众示威，1878年反对在开平
开矿的活动即是一例。中法战争使清流派的攻击戛然而止，许多清流派成员
开始拥护改革。此后政府上层的分歧不是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原则，而是在其
条件方面。1888年的进士考试题目就有关于国际贸易的一题。在1889年慈
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督抚
①
和御史等高级官员几乎无不承认有必要修建铁路。 但是直到中日战争之
前，许多经济方面的创议又因具体的考虑而滞碍难行。大部分有影响的文士
和官僚都坚决反对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外国的控制，而坚持只利用本国资源；
但是后来他们又指出，本国资源太少，无力维持大工程，而且这些资源有被
各省考虑不周的铁路投资所耗尽的可能。实际上，考虑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现
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似乎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担心的是大
众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不道德现象。不少奏疏都是一
再强调“缓行”、“逐步实行”和“三思而后行”。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基
本上是想要控制社会进步对人产生的后果，结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瘫痪。
倾向于优先发展新经济的人，以及象刘铭传那样赞同商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
①
人，那是很少的。还要看到的是，除了省会、几个繁华的州府和通商口岸
以外，多数地方的文人对这些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
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
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
②
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 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
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
③ ④
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日维新。 在北方各省，
①
他们有些人跟义和团志同道合，认为义和团是反对现代化的。 然而，现代
的上流社会人士同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誓不两立后来又开始缓和，或
者不如说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维新前，面临着
康有为的行动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称霸政坛的局面和社会统治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198—270 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209 页。
②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 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③ 例如，1896—1898 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
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 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
革命在广州》，第35—36 页。
④ 齐赫文斯基：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 页。
① 1958 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
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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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将被压制）时，许多曾经热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缩不前
②
了（见第五章）。他们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们所赖以取得合法地位的
儒家正统，便自然而然地寻求仍旧忠于传统的同胞的支持；同时他们又打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向同胞们指出顺应时势的前景，以及发展
他们的物质和政治力量以弥补其精神权威所受损失的方法。鉴于废除科举迅
即被人们所接受，看来这对上流社会的特权必定毫无威胁，而只是换了一套
用以衡量他们地位的新标准。上流社会的地位从此取决于是否上过新式学
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层分子也热心于创办新式学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特权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
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会分化。温和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并不真正反映较富的
与较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
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不宜用来区分以发展工商业为职志的资产阶级与依
然植根于传统结构的上层分子。更不能认为是几代人之间有裂痕。选择不同
的道路只能从个人经历和品格的不同来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启
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过经学教育的学者，但一为维新派，
一为革命派。出身湖南绅士之家的革命家黄兴，同身为上海维新派商人的李
厚佑，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过分估计特权阶级内部对立的尖锐性，因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
是常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员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员则继
续在走老路。但是，家族关系总的说依然是牢固的。徐锡麟是浙江光复会领
①
袖之一，多年来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抚之职的表兄弟的保护。镇海李姓
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传土地收租，还有些人跑到上海开办钱庄和
②
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 在西欧，“胜
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
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
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书香门第的影响也不
是一般齐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许多书香门第都走向衰败而湮没无闻，穷
③
困潦倒。我们能够说这是人们经常所讲的、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保证
上流社会不断更新的那种传统流动性的正常表现形式吗？或者说这种现象
已经加剧了吗？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说。某些书香门第的衰败
肯定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 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47—34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 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 《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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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种情况可能就绝对数量而言是明显的，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却不是事
实。我们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权阶级的人数是否继续增加，也不能肯定
是否象从前那样，有一家亡，就有一家兴。然而，对大多数上层分子就读于
现代学校的情况的统计似乎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而实际上，新式学校费
用较高，同以前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进去深造的书院的学生的人数
相比，中学的学生数就净减了。①
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
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
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
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
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
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
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
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
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
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
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
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
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
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
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
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
①
的先声。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
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
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之间
互相激烈地争夺，这是因为各方只关心独占公共的资源，损人而利己。地方
自治有时又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现代化，
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个国家当前的混乱和贫困于不顾。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 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
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3—85、222—224 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 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185—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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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
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
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
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
②
力。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
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
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
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
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
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
①
然视之。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
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
②
了。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
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
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
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
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
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
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 1910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
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
机活动 （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
③
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 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
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
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
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
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
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
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 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 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