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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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
托邦主义者康有为》 （1975年）一书中。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
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1967年）一书
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
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
和统计数字。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
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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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44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
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
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斯
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1900—1910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
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
志。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 （1891—）的 《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
社》 （载《中国》30〔1966年5月〕第24—33页），以及《留学生、学校
教育和发辫》 （载《中国》31， 〔1966年6月〕第28—33页）。景梅九的
自传《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
《留日回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1966年东京出版）。
除了实藤的著作之外，论述学生运动的，还有永井算己的《关于拒俄学
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4〔1954年9月〕第57—83页）和《所谓清国
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2〔1952年7月〕第31
页）。岛田虔次的《中国革命的先觉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两书翻译和
讨论了大量的学生革命传单，其中包括陈天华的一份传单。欧内斯特·杨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
162页）集中讨论了陈天华的遗嘱和自杀问题。有关翻译运动的影响和重要
性在钱存训的 《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作了论述 （载《远东季刊》
第13卷第3期 〔1954年5月〕第318—319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
本留学史》378页增补了对词汇交流数量的估价。
讨论日本活动家和中国革命志士之间的关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
和孙中山》一书和《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文（载费维恺等编《中
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还可参看载于《中日文化论集》上的
陈固亭的《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朝野朋人的关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
第79—93页）和《中国》（1966年11月号）的论丛中载有野泽丰所编文献
目录，两者均以《孙文与日本》为题。宫崎寅藏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
在1967年编成，附有卫藤沈吉所做的注释；同时它也被收入宫崎龙介和小
野川秀美编辑的《宫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3年版。孙中
山的另一位亲密合作者萱野长知出版了他的记述，即《中华民国革命秘籍》
（1940年）一书。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的日记六卷于1968—1969年在东
京出版，名为《近卫笃麿日记》。关于同文会的官方记载以及会员及其追随
者的传记，可见中岛正郎编的正续编《中国回忆录》。另外，有井上雅二撰
写的荒尾精传记《巨人荒尾精》一书。由葛生能久等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
传记》是一部附有许多中国活动家传记的黑龙会正史。关于北一辉，可见乔
治·威尔逊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北一辉的中国来鸿转载于
高桥正雄编辑的《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过的之外，还可看 I。H。
尼什的《日本在义和团之乱时举棋不定的态度》（载《亚洲研究杂志》〔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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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号〕第449—461页）；市又正雄的《山座圆次郎：明治时期日本的
亚洲大陆政策的执行者》（载《国际法外交杂志》〔1973年10月号〕第249
—298页）和池井优的《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
年2月号〕第213—227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
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
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下面
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
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
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张朋园这部
著作没有对地方自治给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补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
地方自治》，此文载于《御茶水史学》（1962年第5期）第14—30页。还
可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它研究了积极参与运动的人物；而朱
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一书则考察了这个领袖人
物的个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国也有阐述立宪问题的著作，如胡绳武和金冲及
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李时岳的《张謇和立宪派》。
关于晚清的兵制问题，其概论见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
国军事史》和后来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二书。下面三本书就制度问题做
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刘凤
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又见之于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
年》一书。
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
的原始资料则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国教
育史资料》一书中。又见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艾尔斯
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其它方面的专著比较缺乏。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见马里纳斯·J。梅
杰尔的《中国近代刑法介绍》；另有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和杨鸿烈
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在货币制度方面，见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
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以及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
最近的两本书阐明了1901—1911年间社会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
况，它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和周锡
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贝斯的《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
争执问题》一书论述了这位政治家对民族主义和维新运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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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它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
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
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
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
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
者胡光墉》一书最多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
动。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
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
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1909年，6册）和《第二次》（1910
年，5册）。
与主要官僚兼企业家有关的文献和研究作品则要丰富得多。盛宣怀的文
章收于《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和《盛宣怀未刊信稿》中。费维恺的《中国
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首次对官方参与近代工业以及在关
键性的初创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两本专例研究著作
是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和全汉＿的《汉冶萍公司史略》。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
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孝若为他写的
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
《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
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
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 《盛世危言后编》
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
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
1864办至1940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
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
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
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1863—1911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
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两卷本）；汪敬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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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辑，1895—1914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
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1957
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
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
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
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它们也对近年
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
他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
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
庄》 （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
势力》 （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
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
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
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
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
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 （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
186—209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1970
年第6期〕第23—46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
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
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
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
述了1905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
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 《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
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
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
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
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
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
伯纳尔的 《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
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
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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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
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
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
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
1913年》一书，特别应该看看该书编者的导言（第1—63页）；以及《辛亥
革命讨论集》。（载《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 〔1976年4月〕第139—226
页）。
对专家来说，应先阅读谢文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
目选》，该书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资料的目录、关于个别资料的有用的评论和
一篇论述研究这次革命的整个史学方面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学者们可能会对
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献集和回忆录给予特别的注意（见谢文孙一书的第50
—54和65—68页）。关于中文资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书是余秉权、李又宁
和张玉法合编的《清季革命运动期刊叙目选辑》。它包括1900—1911年间
出版的十六种期刊的目录和创刊词，还有一篇简要的英文介绍。关于资料和
分歧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可看贝尔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看辛亥革
命》（载《历史评论》第468期 〔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关
于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中间出现的争论问题，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
合会编的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这个集子出版过迟，以至贝尔热教
授无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一本新的和经过认真推敲的指南书是冯兆基的
《1949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学》（载《近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