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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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②

　　　　另外朱熹在论及科举与为学关系时，一方面说“科举累人不

　　　　①主张实学有广、狭两义的，见李元庆：《论明清实学思潮与理学》，《孔子研究》１９０年第４期。②《中庸。　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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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

　　　　；但另方面又说只要实地用功夫，“举业亦不害为学”。他反对将两者对立起来，说“以举业为妨实学，不知曾妨饮食否，只是无志也”

　　　　①。　他主张为学要实地用功夫，做到学以致用。　二程也强调说：“学者当务实”

　　　　，“学贵于有用也”

　　　　②。这里程、朱所讲的实学，就是要人们实实在在去体认和力行封建纲常礼教，达到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的，这对于封建统治当然是“实用”的。　一些有作为的专制帝王，如明初的朱元璋，也是“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

　　　　③。　当时名臣如宋濂、方孝孺等人虽崇尚理学，却反对空谈性理，注重笃行，和求实的精神一致。明初有个理学家薜瑄。《明史。　本传》称“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宗”。他曾说过：“自考亭（指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因此有人称他是朱学中的涵养或躬行派。薛瑄沿着朱熹的思路，强调“为学最要务实”

　　　　④。　他说：“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

　　　　⑤又说：“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间，圣贤之书不过模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

　　　　⑥他主张实理在具体事物之中，

　　　　①《朱子语类》卷十三。②《河南程氏粹言》卷一。③朱国桢《大训记》卷二。④《读书录》卷三。⑤《读书续录》卷三。⑥《读书录》卷十、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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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贤传只不过反映了事物的理而已，因此，读书应当明理，不能浮游于语言文字之间。　但是薛瑄所谓实学、实理，只不过是依照程、朱书中所说的去做，如他另处所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

　　　　①他一生遵循封建礼教，规行矩步，是实实在在这样去做；但自己从不敢立说，在学术上便谈不上有什么建树。除程朱理学流派外，心学流派也有讲实学的。　如陈白沙曾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实学也。”

　　　　②

　　　　文章指立言，功业指立功，气节指立德，这三者古人称之为三不朽，当然是属于实学，但陈白沙却归之于身心涵养功夫，这就只能说是心学本色了。作为心学大师的王阳明，他在哲学上虽然是个主观唯心论者，但他在行动上却是个建立事功的人物。　他要对人民群众“革心”

　　　　，即所谓要“破心中贼”。用现在的话来说，做的是转变人的思想工作，应该算得上是实学。他倡导的致良知，也是要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

　　　　，作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

　　　　③。　所强调的也是个“实”字。依照上面的论述，似乎从传统儒学到宋明理学各家，所讲究的都可称为实学。　那为什么有的认为实学思潮是与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相对立的呢？这就要看到宋明理学中虽有求实的一面，但也有空谈心性的一面。　到明中叶后，理学的

　　　　①《读书录》卷十、卷一。②《白沙子全集》卷二。③《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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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之弊明显暴露出来，因此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虽然政见不尽相同，但都强调要实干。　如海瑞提出要“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他说：“圣人尽贤者为政之问，躬行之外，无他说也。　夫教养惟政，以身率之而政无遗用矣，外此宁复有他说哉！”

　　　　①这里提出为政就要身体力行，即是务实功夫。　张居正则主张“凡事务实，勿事虚文”

　　　　②。　高拱也说：“不贵空谈，而贵实行”

　　　　③。　可见他们都是要实干的政治家。通过批判程朱陆王末流出现的弊病，而掀起一股新的实学思潮的，是在明清之际，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顾炎武曾猛烈抨击程朱陆王末流的空疏。指出他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造成清谈误国。　他说：晋朝的“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

　　　　，那是人所共知的，而现在的清谈，却超过了前代。　过去只是清谈老庄，而今日却清谈起孔孟来了。这些人对孔子论学论政的大事，“一切不问”

　　　　，而用“明心见性”的“空言”

　　　　，来代替“修己治人”

　　　　，即修养自己、治理国家的“实学”

　　　　，结果弄到“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④，而国破家亡了。黄宗羲亦痛论儒学末流欺世盗名所造成的祸害。　他说：

　　　　“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

　　　　①《四书讲义。　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请益日无倦》。

　　　　②《张文忠公全集。　奏疏》③《高子遗书》卷五。④《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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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　徒以生民立命，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

　　　　①

　　　　这里黄宗羲将那些儒学末流，描述得非常形象。　这些人挂上程、朱几条语录，就自命为当世大儒，看不起建功立业的人，而自夸为救世主。　可是一旦国家有事，却张口结舌，茫然不知所措。　其弊也正如颜元所指出：“浮言之祸，甚于焚坑。”

　　　　②

　　　　空谈的祸害比焚书坑儒还要厉害。正因为有鉴于理学与心学末流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所以明清之际掀起的这股实学思潮不同于程朱等人，后者只是要把封建道德纲常落到实处；而顾、黄、王、颜等人提倡实学的根本宗旨是“经世致用”

　　　　，即要从高谈心性的道德形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代之以讲究事功、深明世务的实用学问。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经、史、文学、历算、物理、兵法、医药、农田、水利等等，皆在学问之列。　如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就曾开设了文、理、兵、工、历、地等课程。　他的学生李恭深有体会地说：“恭受学后，知操存，知省察，知礼，知乐，知射、御、书、数，知一时经济，知百世经济，不敢负

　　　　①《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②《存学篇》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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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①颜元教导生徒，“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用全体大用之虚”。他是“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

　　　　②。　他自号习斋，正是表明他从事实学的旨意。对明清实学思潮的总体把握，《明清实学思潮史》编写组在学术讨论会中，曾认为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构成实学的四种精神：（一）批判思潮。　从两方面体现：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　另一方面是针砭社会积弊，批判封建专制君权，批判禁锢人心的封建伦常道德和陈腐教条。（二）经世致用。　这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点之一。　反对逃避现实，讲求实效、实用。　其宗旨要解决社会危机，要治国救民。有的人还在土地、财税、水利、治边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三）市民意识。　明中叶后，在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市镇，市民意识有所表露。　他们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还有提出“工商皆本”等具体主张，市民意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四）

　　　　科学精神。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明中叶后有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的探索上。他们认真总结古典知识，又把目光向着未来，并开创了重考查、重验证的新学风，在客观上对近代科学的产

　　　　①《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三《习斋祭文》。

　　　　②《存学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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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和发展起了先驱作用。①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分类概括，并非所有提倡实学的人都具备这些精神。实学思潮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多层次涵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相同的思想特色。　有的学者认为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正德年间到万历前期是兴起和形成阶段，以罗钦顺、王廷相为上限；从万历中期到康熙中期为鼎盛期，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把对王学末流的批判进而引向对宋明理学的全面清算，这标志着实学思潮达到发展的顶峰；清康熙中期至鸦片战争前夕，是为衰落期。　由于雍、乾年间大搞文字狱，迫使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远离政治的考据训诂一类纯学术工作中，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精神几乎遭到窒息。　其中虽出现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判，但作为社会思潮却基本停滞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历史作用和时代意义，在学术界讨论中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明中叶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哲学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会随之出现。　明、清虽然处在封建末世，却仍然是个集权统一的专制国家，故与西方产生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不同。　明清实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虽出现过一些反专制的民主因素，但没有导致近代思想的揭幕，反而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下被扭曲而逐渐衰落了。　因此在肯定明清实学注重实行和批判理学空疏等进步因素的同时，不能对其历史作用估计过高，要将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予

　　　　①参见《明清实学思潮史》编写组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报导，载《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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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剖析，肯定其贡献，分疏其弱点，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理论思维教训。

　　　　王夫之对理气—道器关系的精当论述

　　　　“理气”是宋明时期哲学本体论的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理和气之间究竟何者占主导地位，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别形成了新儒学中“气本论”和“理本论”两大流派。　张载是第一位建立气本论的哲学家。　在他看来，构成宇宙万物统一本原的为气，气是只有聚散而无生灭的物质实体，太虚和万物均为这同一种物质实体的不同表现形态，而理只不过是气聚散攻取中的条理和秩序。　但张载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新儒家们的普遍认可，二程就批评它有失去形上形下区分的危险性。　因此与之相反，他们建构了一个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把气降为形而下的具体器物，把事物所以然及所当然的规律和法则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从而在观念上把超越的理同具体的气彻底分开。二程的这种做法后来为朱熹所继承，表面上看，朱熹也吸收了张载气本论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强调在事实上理（“生物之本”）和气（“生物之具”）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但一当涉及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发现，朱熹所谓理在气先、理为气本的说法本质上仍与二程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结果是气本论就仅仅成为一种骥尾，依附于二程的理本论之后，数百年而不变。　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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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地总结和批判理学与心学的同时，才在张载所开创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理气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把气本论提升为足以和新儒学中理本论和心本论相抗衡的一种独立的学说。和张载一样，王夫之肯定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唯一本体：“天人之蕴，一气而已”。

　　　　①太虚只是气的一种存在形态：“凡虚空，皆气也”。＇奇＋书＋网＇

　　　　②因而虚涵气、气充虚，太虚一实，根本没有所谓“无”

　　　　的存在。而理只是气运动变化中的条绪节文。王夫之说：

　　　　“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

　　　　③

　　　　这是说，理有二种，一种是天地万物所以然的道理、条理，另一种是人禀受于天的阴阳五行之性理。　这里，前者即所谓物理，后者即所谓性理，但无论是物理还是性理都是从属于气的：“气者，理之原也。”

　　　　④气为理之本，理只是气之理，离开了气，也就无所谓理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

　　　　、“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

　　　　⑤。　讲心讲性，讲天讲理，都一定要在气的基础上说，如果没有了气，所有的这一切都根本谈不上了，在气之外根本就没有虚悬独立的理的存在。　王夫之否定了气外之理的存在，也就彻底动

　　　　①《读四书大全说》卷十。②《张子正蒙注。　太和》③《读四书大全说》卷五。④《思问录。　内篇》⑤《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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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了理本论的基础。但和张载不同的是，王夫之的所谓气已不再是一种经验上的实物（“生物之以息相吹者”）

　　　　，他进而以“诚”这一无对之词来规定它，从而把气提高到物质一般的水平：“夫诚者，实有者也”

　　　　，“实有者，固有之也”

　　　　①。　实有是对物质实体的一种抽象，它虽然是客观实在的，但又不等同于具体事物。　以“诚”或“实有”来规定气就使王夫之克服了过去气本论者把本体和实物相混同的局限性，使认识向前更进一步，同时也就避免了来自程朱学派的批评，因为气既不同于某种有形可见的具体实物，那么批评气本论者以形下之器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种说法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但如此，王夫之对气本体的这种进一步抽象还为他正确处理道器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道器本来是新儒学本体论中的又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它和理气之间通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新儒家们对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　张载认为气化的过程即为道，气化的结果即为器，因此无论道也好，器也好，都只有在气本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二程则直接把道器和理气相等同，认为道就是理，器就是气，然后依据《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把道和器、理和气彻底分辨开来。朱熹基本上承袭了二程的说法，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①《尚书引义》卷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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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①。　也就是说，宇宙间任何事物都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理，一种是气。　而所谓理，就是指形而上的道，它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本；而气则是指形而下的具体器物，它是产生万事万物的素材或质料。　这样，朱熹就把道和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