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9年第04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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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87年的事儿；后来；我不断给他寄杂志；写信保持联系；直到他写完了《康熙大帝》的第三卷；才开始动笔为我们写《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细心的读者曾经指出；认为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的第四卷《乱起萧墙》的情节与《雍正皇帝》的第三卷《恨水东逝》有些雷同但人物、情节又有些出入；实际上；当时二月河并没有通盘考虑；而是先写《雍正皇帝》第一卷；后来又写《康熙大帝》第四卷的结果。等到长江文艺社出版第一卷《雍正皇帝》时；已经是1990年了。　
　　二月河的稿子寄来后；我就在社里申报当年的选题。第一次社里编辑部主任一级的论证；结果没通过。原因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播了一部叫《雍正皇帝》的电视剧；小说也已经出版了。大家认为再出就有些重复。我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助理编辑；选题论证会之类的事儿并没有我的份儿。我一听部主任传达的意见；就慌了。急忙找到总编辑田中全；他说看了稿子再定。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过了很长时间；结果让我大出所料。总编辑田中全看了书稿后在审读意见时写到：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二月河先生在文章中曾写到他小时候十分调皮；曾被教师骂为“饭桶”。他的字写得横不平竖不直；也许印证了他的老师的评语。这可苦了做编辑的；每一页每一行；都要为他描几十个字。稿子整理完后；送给总编辑；他在上面批道：请重新整理。结果我又开始再描一道。书稿发后；按照承诺；我又将其压缩到25万字；在社里办的《当代作家》大型丛刊上发表。第一卷出版后；是在新华书店证订；只有10070册。　
　　等到《雍正皇帝》第二卷编辑完成；我已经要调到省新闻出版局了。第三卷二月河稿子交来时；我已在出版局工作。这是1993年的事儿了。因为我人在出版局；书稿又要在社里出；其间可能交接、安排上有些衔接困难。其中的细节我已记不清楚了；但二月河先生后来写文章说有些曲折。实际上；曲折倒没有；因为我人在武昌；出版社在汉口；交接上有些脱节而已。　
　　三卷本《雍正皇帝》出齐了；这是1994年的事儿；到了1995年的9月；偶然的原因；我又回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并且是当社长。　
　　社里当时的情景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但《雍正皇帝》当时正由于口口相传受到读者欢迎；但社里的书从年初印到十月也没有出来。一是社里没钱支付印刷费；工厂当时都不愿印长江社的书了；结果只好由职工集资购纸来印刷图书；当年纸价飞涨；从年初到年底翻了不止一番。我回去后很久书才印出来；但定价还是年初的；58元一套；结果纸价涨了；这一版并没有赚到钱。　
　　这年的十月底；我突然接到我的武汉大学老师陈美兰先生的电话；说她刚参加中国作协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雍正皇帝》一书评委普遍反映不错；有专家认为此书是“《红楼梦》出版以来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是五十年不遇乃至一百年不遇的一部好书。”据说此书在读书班产生了轰动；很多人挑灯夜读；彻夜不寐。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希望我们能够对这本书加以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部作品。　
　　　
　　将二月河送到读者眼前　
　　　
　　二月河的书当时在读者中已经口口相传受到了欢迎。有一位山东的作家林深曾说；《雍正皇帝》一书他读了七遍；认为此书是“共产党留给后世的《三国演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经理赵恒峰后来告诉我；他读了21遍。但当时在专家和学者那儿；他的书并没有引起重视。有人认为他的书是“通俗文学”；言下之义不值得评介。二月河曾告诉我某某专家准备评介他的图书；但也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小说出版后；我先后写了几篇评介文章；其中《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长篇历史小说》先在二月河家乡文联的刊物上发表后；又在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评论》上发表了。除此之外；我还写了几则短小的书评。　
　　1996年元月8日；借助一年一度的北京党校订货会（后改为北京订货会）；我们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正在筹拍《雍正王朝》的四汇文化公司；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文采阁召开了《雍正皇帝》研讨会。我们请了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的宋镇铃、文艺局副局长刘玉山；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迟乃义、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及理论家雷达、雍文华、吴秉杰、蔡葵、丁临一等2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为了扩大研讨会对订货的的影响；我们租了两辆大车；将各地新华书店来京的负责人都请到了会场。与此同时；我们请了北京的主要新闻媒体的文化版、读书版的编辑记者。会上；评论家对《雍正皇帝》一书的艺术特色、对历史小说创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评论家丁临一再度重申了他对此部小说的看法；即“五十年乃至百年不遇”之说。　
　　此次会后；北京各大媒体在重要位置发表了关于此次会议的消息及对此书的评价。《北京青年报》在文化版重要位置用一号字做标题：《雍正皇帝》横空出世；京都文坛好评如潮。文章将四个与会专家的观点概括为：历史小说的大手笔；百年不遇的佳构；两个结合的杰作。《新闻出版报》的标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小说。中央电视台看了有关评介后；请二月河到京；做了十二分钟的电视节目；标题就是“二月河与雍正皇帝”。节目中请几位专家在场外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就有“《雍正皇帝》是《红楼梦》以来最为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之说的专家丁临一。自这次研讨会后；订货大增；当年销售8万套；从此二月河其人及作品才真正引起评论界、发行界和读者的注意。　
　　北京研讨会后；二月河的名声逐步为外人所知晓。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影响；我们组织作家到武汉、郑州等省市书店签名售书；作家本人也应约到北京、上海、合肥等十几所大学演讲。一些专家和大学的研究生将二月河和他的作品作为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在报刊上相继发表和出版。《文学评论》等刊物开始重视二月河的创作并给予肯定。与此同时；我们也主动组织一些评论家；撰写评介文章；更深入全面地探讨二月河小说的艺术价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的广播电台要求连播《雍正皇帝》；我们给予大力支持；从中帮助与作家联系；努力促成此事。　
　　除此之外；我们从作家那里得知一些社会名流和高层领导对《雍正皇帝》一书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们抓住这些机会加以宣传。如作家方方；对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有很高的评价；我们请她撰文谈这本书。同时；有不少高层领导也对此书表示了自己的喜爱。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艺批评家卫建林曾对此书给以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此书“是‘五四’以来难得的作品；其历史含量、文化含量和艺术成就均属上乘；当不在《李自成》之后；或许还在《李自成》之上。”他表示；等到退休之后；要成立一个“二月河研究会”；系统研究二月河的作品。他积极向中央高层领导推荐此书；因此很多领导人都读过这部作品。为此；二月河被推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于是；我们将卫建林一封谈二月河的信在媒体上发表。1996年“中国出版成就展”上；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参观时称赞二月河的书写得不错；应当看看；有些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项怀诚对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喜爱有加；报纸上发表了局长与作家的谈话。同时；此书在台湾地区出版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纷纷赠阅此书；有些读者自发成立了“二月河作品读友会”。我们将这些信息在媒体上组织加以宣传；从一个侧面说明此书受欢迎的程度；让读者再一次了解此书。　
　　　
　　电视剧《雍正王朝》与小说《雍正皇帝》　
　　　
　　1996年；当我们在北京文采阁召开《雍正皇帝》研讨会时；正在筹拍《雍正王朝》的四汇文化公司的苏斌、刘文武都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他答应支付一万元钱共同举办这次会议；后来小说大卖；我也就没有追要这笔钱。当时任何人；包括制片方都绝对没有想到后来这部电视剧会如此红火；以致于成为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雍正王朝》播出之前；图书与电视联姻这种传媒互动的方式还没有真正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对图书销售的拉动作用还不为人所知。当然；我们对后来电视剧大火与小说的畅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充分估计到了；但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了电视剧的进度。电视播出前；我从二月河先生那儿得悉这个消息后；社里一次印了3万套《雍正皇帝》；并在《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的头版上分别刊载了三则“紧急征订”启事。由于电视与图书的互动在此前并没有十分成功的范例；社里不少人对此不理解；在后面议论纷纷；书店刚开始对图书的销售也还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主发该书时各地书店要货均十分保守。结果电视剧播出了5集后；各地添货的电话不断。于是我们选择了三个厂印刷此书；并且用汽车向各地直接送货。农历除夕前几天；三路送货的货车分别向北京方向、河南方向、沪宁杭方向出发。大年三十；去上海送货的同志还在返家的路上。为此；杭州的《钱江晚报》头条报道：长江社千里送书；杭州人先睹为快。　
　　电视剧拉动了图书销售；盗版者看出了商机；纷纷群而仿之。于是我们利用这个负面的结果来开展深入全面的营销活动。　
　　首先；我们在《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三家业内主要报纸的头版上刊登“启事”；悬赏10万；捉拿盗印此书的不法之徒。我们这个消息发布后；不仅接到几十个要求捉拿盗版者的电话；并接待了多批上门揭榜的自愿者。同时；全国几十个媒体报道此事。《羊城晚报》的消息更为有趣；标题是：《雍正捉拿假‘雍正’》。与此同时；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根据《雍正皇帝》改编的、封面和我社基本相似的“话本小说”。从小说改编成小说；体裁并没有变；严格来说这种改编实际就是侵权；但二月河本人过去对此缺少研究；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很强；这种“改编”事先他自己却授了权。我们咨询了有关专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区别这种侵权责任很难；但这种改编本的封面抄袭了我社的封面；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来；我们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对方侵权；双方以庭外调解的方式解决了此案。尽管对方只赔偿了我们几万元钱；但此事正发生在《雍正皇帝》电视剧播放的高潮期间；各地媒体对此大加渲染；一时间“雍正告雍正”又成了媒体的话题；这样；无形中又将此书推向舞台的中央。无论是悬赏10万还是起诉侵权单位；我们的目的是宣传作用要大于实际意义。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制造话题；才能吸引媒体与读者关注这套书。　
　　另外；我们除了制作《雍正皇帝》的招贴画；大幅布标送给各地书店张贴悬挂外；还制作了几千把红伞；上面印上醒目的书名；在订货会上免费发放；同时；我们在订货会期间制作巨幅户外广告；对订货人员的视觉形成冲击力。与此同时；我们出版了一本二月河先生创作谈；将他成名之前和之后创作的体会编辑成书；书名采用他过去写的一个电视剧《匣剑帷灯》的题目。这对于希望了解并研究二月河先生作品的读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扩大《雍正皇帝》的影响。仅1999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放期间；我们就销售了25万套《雍正皇帝》；码洋近2000万元。　
　　　
　　《雍正皇帝》两次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　
　　　
　　1995年底；中国作协的读书班就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按说《雍正皇帝》一书得茅盾文学奖应当有很好的基础。但事情也许是物极必反；首先有些专家的“五十年乃至百年不遇”之说引起了另一些专家的反感。后来我得知；在终评会上；有专家提出《雍正皇帝》中有些描写不符合历史史实。如雍正的死因；李卫的出身；特别是引娣与雍正的“乱伦”之嫌；还有人对小说中的诗词提出了异义；认为有些不合格律。但这些个别人的意见并没有代替大多数评委对《雍正皇帝》一书的好评；他们认为这些或是属于对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关系的个人看法；或是属于作者的笔误或者是瑕疵。在终评会上；一般要投三轮票；逐步淘汰入选的21部作品。到了最后一轮；只有7部作品了；《雍正皇帝》还在其间。为了得到准确消息；我那天守在办公室里；给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还告诉我《雍正》票数居前；应当没有问题。谁知到了最后；过三分之二需要十四票；而《雍正皇帝》只有十三票。　
　　得到消息后；我与二月河先生通电话；我十分沮丧。二月河先生却十分地豁达；他说：只要读者喜欢；评不评上茅盾文学奖无所谓。我知道；这并非是二月河先生的真心话。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颁奖时；二月河先生就亲自前去领奖；这说明他并不拒绝社会对他的作品的承认。但事已至此；我们只能说一声遗憾了。　
　　评奖会后；我见到了陈建功先生；他是这次评奖的组织者；他也对《雍正皇帝》没评上茅盾文学奖而表示遗憾。但评奖有自己的规则；即使是组织者；他也不能左右评委的投票。因此；他表示希望下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再将《雍正皇帝》送去参评。　
　　针对有个别评委提出的意见；我希望二月河先生能否做一些修改。二月河先生在电话里表示；说他不愿意改。小说就是小说。我不能说服他；就打算针对诗词格律上存在的问题请湖北省的一位专家看一看。我找到了这位专家的电话；说明来意；他本来也同意了；他后来因为忙；再加上对此事我重视不够；结果我又没将书送去。　
　　转眼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又开始了；这一次出版社没报；河南省作协也没报；《雍正皇帝》的上报由中国作家协会自己提出来。初评以高票当选；有一次我因事去中国作家协会；见到创研部的几位评论家；他们中有人就是评委；大多数人均认为此次应当没有问题。据说；上一次《雍正皇帝》没能评上；好多评委与高层的读者都对此感到不解；所以此次中国作协自己报；也说明他们对此书的期望。　
　　但是评选中上次提出异议的那位大学教授此次又是评委；他对《雍正皇帝》的批评仍然是情节不符合史实的观点；他的据理力辩；也影响了个别评委。但后来得知；影响不大；小说在终评的第一轮与第二轮仍然高票领先。喜欢《雍正皇帝》的许多评委都松了口气；认为此次非他莫属；但也许是大意失荆州；等到宣布票数时；《雍正皇帝》离入选又是差了一票。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金坚范与张锲先生；他们告诉我；面对这个事实；有人曾提出来是否进行第四轮投票；但经过协商；大家认为这样违背了评选规则；只好忍痛割爱。这次又少一票的原因是；个别本来投《雍正皇帝》票的评委见此书在终评第二轮投票时票数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二；就转而投了别的书；结果人人以为没问题的结果又出了问题。　
　　我在这里讲了诸多评奖内幕；并不是说一本书的价值依附于某类评奖上；而是觉得许多人进行了努力；结果一次次地擦肩而过；真是辜负了众多热心人的期望。这里面；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当初评奖时；中国作协创研部的许多人都是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