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9年第0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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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特别易动感情的女人；在沙市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上；她的哭声把我们都吓住了。当时她在发言；讲到她分管的荆州片有一个作者当了官；再也不给她寄稿子的时候；她突然泣不成声。我记得她哽哽咽咽的原话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吴耀崚老师是评论组的组长；说话速度很快；她不仅关心我的写作；还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速度很快地对我夸奖着她所喜欢的女作者；教给我什么样的可以做妻子；什么样的不可以做。她跟省群艺馆的王春桂老师是好朋友；吃了晚饭出去散步；两人老叫上我。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在小县城；我知道武汉的姑娘好；可我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吴耀崚老师认为我不听话；后期对我不怎么关心了。还有一位是李文老师；她没有编过我的小说；打交道不多；但她看起来干脆利落。　
　　刘益善是诗歌散文组的组长；自己也写诗歌；他以笔名易山发表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了全国性的新诗奖。虽然我们之间跨着品种；但是我每一次到编辑部去；都能够享受诗人和散文家的待遇；临行之际他一定要送君送到大门口；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面搭一下子。他的一头卷卷的长发和两只弯弯的笑眼；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　
　　他的顶头上司是分管诗歌的副主编欣秋老师。欣秋老师非常的儒雅；如果戴上礼帽穿上长衫再搭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莽原》杂志的副主编。可惜的是因为分工不同；欣秋老师从来没有谈过我的小说。　
　　李传锋是小说组的组长；自己也写小说；他写了一篇小说《烟姐儿》；《小说月报》转载了。接着沈虹光写了一篇小说《美人儿》；《小说月报》也转载了。再接着我写的《这车好炭》；《小说月报》又转载了。接下去《小说月报》继续转载了方方写的《大篷车上》。那时候《小说选刊》还没有问世；《小说月报》是国内唯一的小说选刊；每选一篇小说；对于作者和原发刊物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忘了张正平是分管哪一片的；反正不是襄阳和郧阳。奇怪的是1980年12期的《长江文艺》上；头条《这车好炭》的后面配了一篇读后感；是他写的；署名正平；标题叫《喜读〈这车好炭〉》。过了两年我才见到他；小个子；大胡子；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又过两年他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创办的大型刊物《当代作家》；在那里又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　
　　但是刘耀仑重情重义；1988年的冬天我在京结婚；他从武汉带了一块匾来；用绳子把匾打成一个井字背在背上；活像红军长征时的炊事班长背行军锅；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所在的西城百万庄大街。那是一块玻璃匾；一尺多高；四尺多宽；里面是用贝壳镶嵌而成的黄鹤楼。见面的时候他故作夸张；大幅度地弯着腰还呼呼喘气；把我给逗笑了。我想起当年他也是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的老家竹溪找我；那块匾就成了我家的一件文物；二十多年还保存完好。　
二十九年前；《长江文艺》1980年1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这车好炭》。至今想起；那仍是一个温暖的冬天；炭火烧在心里；太阳照在头上。《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旧址就在武昌紫阳路；我曾经想；紫阳；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　
　　小说发表以前；我先收到一封信；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封信是吴芸真老师写给我的；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第二行说我寄去的作品收到了；“全体传阅；甚为欣喜”；下面几行说了一些祝贺和勉励的话；最后落款是编辑部。看完我就明白；小说要发表了。　
　　过一阵子从省城来了一个编辑；住在县城宾馆；通知我去见面。那年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负责给人发放信用贷款；听说省里来人找我；高兴得不等下班就跑了去。编辑很年轻；叫刘耀仑；他是分管我们这一片作者的。那个时候《长江文艺》的编辑分片；武汉地区一片；荆州地区一片；黄冈地区一片；郧阳地区在鄂西北大山里；作者队伍很弱；就跟襄阳地区合在一起；由老作家吉学沛的夫人张忠慧和刘耀仑分管。　
　　刘耀仑从武汉坐火车到十堰；再从十堰坐汽车到竹溪；二十九年前火车没有提速；公路质量也差；路上两天一夜；见到我时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说编辑部对我的《这车好炭》评价很高；要他专门来看我；嘱咐我以后要好好地写。我看刘耀仑嘴上无毛；问他哪年生的；原来他跟我同年；又问他哪个月的；原来只比我大十七天；我就跟他紧紧地握手；亲切地叫他耀仑。　
　　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1988年他在北大读作家班；我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有一次我们喝完了酒；夜里睡在一张床上；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那次见面觉得我这个家伙很狂；因为他每次下去作者都叫他老师；只有我叫他耀仑。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但是现在想来；那种想法是不对的；就凭他大老远的跑来看我；指导我的写作；哪怕比我小十七天叫他老师也是应该。　
　　不过我认为那不是狂；而是不懂事。我对《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人在称呼上分成两个部分；年长的王淑耘、刘岱、欣秋、蔡明川、吴耀崚、吴芸真、张忠慧；我叫老师；年轻的李传锋、刘益善、刘耀仑、张正平、周昉；我直呼其名。他们都是好编辑；只要作品写得好；喊名字也发表；写得不好；喊师爷都不行。　
　　蔡明川老师是副主编；同时是老作家；笔名苏群；写过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我叫他蔡老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别叫老师；免得以后不好改口。后来我听年轻一代作家叫我老师；我也用这话来劝他们。不过直到他去世；我对他都没有改过口。蔡明川老师是个严肃的人；对作品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好像不大喜欢我那些能够引起笑声的小说；我看见过他作为终审写在我的小说稿签上的话；大意是说诙谐的语言用得多了不好。类似这样的批评；1993年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小说集序《野人的执著》中也有；他说：“篇篇如此；只恐流于游戏了。”　
　　刘岱老师也是副主编；他威武雄壮的身材和往后倒梳的头发；使我们都把他叫毛主席。《这车好炭》发表以后；《长江文艺》又同期发表了我两篇小说；一位名叫孟起的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附在后面；称我为“有才华的新作者”。后来一次创作会上我正好跟刘岱老师坐在一桌吃饭；我向他打听谁是孟起；他用两只环眼把我瞪着；刘耀仑说；毛主席啊。我才明白是刘岱老师亲自化名为我开路；心中甚为感动。孟起是《三国演义》中蜀国五虎上将马超的字；我一直忘了问他这个笔名的由来。刘耀仑神秘地告诉我；刘岱老师是个异人；他的心脏长在右胸。　
　　张忠慧老师是襄阳和郧阳片作者的负责人；她像一个贤妻良母；笑的样子令人难忘。有一次创作会上联欢；我们起哄要她唱歌；她上台背对着我们唱了一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唱到最后一句才猛地转过身来；做了一个亮相的动作；然后贤妻良母一样地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　
　　吴芸真老师是分管荆州片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破例管我这个郧阳片的；而张忠慧老师和刘耀仑对她的越位居然没有意见。除了给我写那封“全体传阅；甚为欣喜”的信；她还从我的作品中发现我喜欢契诃夫；因此要我一定要读风格截然相反的罗曼罗兰；读得我再写短篇小说怎么也收不了尾。她请荆州片的作者到她家吃饭；捎带着把我也叫去；回家她让丈夫系着围裙在厨房做菜；自己则跷着腿坐在客厅里；优雅地抽着女士香烟；跟我们谈小说里的细节处理。她跟《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向前是同学；特意把我介绍给了向前；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寄给向前的。　
　　她是一个特别易动感情的女人；在沙市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上；她的哭声把我们都吓住了。当时她在发言；讲到她分管的荆州片有一个作者当了官；再也不给她寄稿子的时候；她突然泣不成声。我记得她哽哽咽咽的原话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吴耀崚老师是评论组的组长；说话速度很快；她不仅关心我的写作；还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速度很快地对我夸奖着她所喜欢的女作者；教给我什么样的可以做妻子；什么样的不可以做。她跟省群艺馆的王春桂老师是好朋友；吃了晚饭出去散步；两人老叫上我。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在小县城；我知道武汉的姑娘好；可我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吴耀崚老师认为我不听话；后期对我不怎么关心了。还有一位是李文老师；她没有编过我的小说；打交道不多；但她看起来干脆利落。　
　　刘益善是诗歌散文组的组长；自己也写诗歌；他以笔名易山发表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了全国性的新诗奖。虽然我们之间跨着品种；但是我每一次到编辑部去；都能够享受诗人和散文家的待遇；临行之际他一定要送君送到大门口；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面搭一下子。他的一头卷卷的长发和两只弯弯的笑眼；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　
　　他的顶头上司是分管诗歌的副主编欣秋老师。欣秋老师非常的儒雅；如果戴上礼帽穿上长衫再搭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莽原》杂志的副主编。可惜的是因为分工不同；欣秋老师从来没有谈过我的小说。　
　　李传锋是小说组的组长；自己也写小说；他写了一篇小说《烟姐儿》；《小说月报》转载了。接着沈虹光写了一篇小说《美人儿》；《小说月报》也转载了。再接着我写的《这车好炭》；《小说月报》又转载了。接下去《小说月报》继续转载了方方写的《大篷车上》。那时候《小说选刊》还没有问世；《小说月报》是国内唯一的小说选刊；每选一篇小说；对于作者和原发刊物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忘了张正平是分管哪一片的；反正不是襄阳和郧阳。奇怪的是1980年12期的《长江文艺》上；头条《这车好炭》的后面配了一篇读后感；是他写的；署名正平；标题叫《喜读〈这车好炭〉》。过了两年我才见到他；小个子；大胡子；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又过两年他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创办的大型刊物《当代作家》；在那里又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　
　　但是刘耀仑重情重义；1988年的冬天我在京结婚；他从武汉带了一块匾来；用绳子把匾打成一个井字背在背上；活像红军长征时的炊事班长背行军锅；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所在的西城百万庄大街。那是一块玻璃匾；一尺多高；四尺多宽；里面是用贝壳镶嵌而成的黄鹤楼。见面的时候他故作夸张；大幅度地弯着腰还呼呼喘气；把我给逗笑了。我想起当年他也是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的老家竹溪找我；那块匾就成了我家的一件文物；二十多年还保存完好。　上世纪末；我在《长江文艺》杂志的扉页上；看到刘益善是副主编；刘耀仑是副社长；可是又过一阵；副社长的名字换了。我吃一惊；以为他犯错误被撤职查办；打电话一问；还是到省安全厅去当官去了。当时我的心里一阵难过；马上想起沙市创作会；想起泣不成声的吴芸真老师；想起那句哽哽咽咽的话：“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1981年的春天；《长江文艺》在省军招举办一次小说创作学习班；给我发来入会通知；我们银行的行长没有同意。我写了一篇小说寄去；附信说让它代我报一个到。寄去以后没人给我回信；我以为他们看不中；就又寄去一篇；还是没人给我回信。我正纳闷儿；有一天回信来了；是刘耀仑写的；说是两篇小说都收到了；都好；都要发表；而且要同时发表在第十期；头条二条；后面还附一篇评论。　
　　我真是不懂事；不知道那叫重点推出一个作者；回信对刘耀仑说；要是分两期发表多好；这样我的名字每期都能出现在刊物上；跟《这车好炭》一样；连着几期就成名了。这事过去不久；我有一个喜欢写诗的弟弟由于视力的原因高考失利；离家出走；鬼使神差地跑到湖南的怀化。得知消息我去找他；出发时我存心选择了从武汉到长沙的路线；目的是想顺便到省军招的创作学习班上看看。　
　　参加学习班的作者每人有一张《长江文艺》编辑部的通知书；我带着这张通知书找到省军招；刘家驹以为我来报到；抱怨我怎么这晚才来；学习班都快结束了。刘耀仑解释说我是路过这里；他带我去跟学习班上的作者每人见一个面；然后找来两辆自行车；又带我到编辑部去见各位老师。1981年的春天武汉的交通管理还比较混乱；他骑一辆自行车在前面带路；我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要拐弯时他伸出一只手；像打旗语；意思是引起后面横着过来的行人和车辆注意。我也学他的样子伸出一只手；那是我第一次在武汉骑自行车；过去在小县城里不是这样。小县城里骑车可以横冲直撞；铃铛一摇；行人就迅速地闪到两边。省会武汉是个闹市；不吃这一套；行人和车辆都看前面骑车人的手势。　
　　翩翩两骑来到武昌紫阳路215号；接见我的是蔡明川老师。谈完我的几篇小说；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本稿纸来送给我；看我的样子有点嫌少；接着他又给我补了一本。那时候稿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奖励；以后的每次创作会和学习班；我一律都会得到几本稿纸。尤其是学习班上；写初稿时到刘家驹那里领一本；改稿抄正时又领一本；领的次数多了他可能会产生怀疑；但他从来不把怀疑表示出来；只是用武汉话抑扬顿挫地赞扬我说；你还死（是）个高惨（产）作家啊！　
　　同年冬天；我从银行调到文化馆；第二年春天就能参加《长江文艺》的活动了。那次活动是在曹家花园的武汉军区招待所；事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国内文化界由胡耀邦带头；刚刚实行穿西装；我的一套西装是米白色的；曾经穿着它照了张相；登在《长江文艺》发表我新作《无声的对白》那一期的封二。我打算还穿着这套西装去开会；老家朋友刘书平的媳妇儿傅新华自告奋勇；要拿回家帮我再熨一下；没想到这一下把领子给熨糊了。两口子吓得要扯布给我另做一件；可是我第二天就要出发；根本就来不及；最后我只好遗憾地穿着中山服踏上征途。　
　　那次活动我跟江汉油田的叶明山住一个房间；他穿着一件沉重的棉袄；样子像电影里的铁人王进喜。过去我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起；我的《这车好炭》在《长江文艺》发头条的那一期；叶明山的《倒掉了的石牌坊》发的二条；我在《长江文艺》上头条二条又发表两篇小说的那一期；叶明山的另一篇小说发的三条。　
　　我们每说到一篇作品；都要站起来握一次手；一连握了三次；有点儿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意思。他夸我的《这车好炭》写得好；我说我拉过三年车；不过不是拉煤；而是在水库上拉土填坝。叶明山深有感触地说；写小说到底要有生活呀！我又夸他的《倒掉了的石牌坊》写得好；他说他的邻居就是一个寡妇；经常夜里有男人去她家里；文革中红卫兵说她是破鞋要斗她；到他家来调查取证；他保护她说从来没有男人来过。我也深有感触地说；写小说到底要有生活呀！　
　　后来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寡妇的小说；因为没有生活；写得远不如他。我写的是一个名叫朱武龙的光棍智取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的好笑故事；也给了《长江文艺》。发表的时候我正在一次创作会上；刊物印出来后；刘岱老师突然发现发错了；瞪着眼睛追究责任说；不是不发那一篇吗；怎么又给发了？没人回答他的话；我至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83年；在武昌阅马场省委二招的文讲所里；叶明山成了我最好的同学。他继续跟我交心；说1981年我没能参加的那次学习班上；他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