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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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把谭嗣同的画像放在桌上，并题诗一首云：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之后，他立志踏着谭嗣同的足迹，继续奋斗。　　　　　邹容（1885—1905）　　　　　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时，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次年夏回国，在上海爱国学社撰《革命军》，深受革命人士的喜爱。后因《苏报》刊文介绍该书，引起清政府注意，被逮捕下狱，不久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孙传芳：禁穿旗袍与当模特儿　　　　孙传芳　　　　　国画大师刘海粟早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这位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艺术大师，不但率先使用女模特儿作画，还展出裸体模特儿的素描。　　　　　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并未很开放，此次展览引发轩然大波，并被冠以“丧心病狂败坏风化”的恶名，刘海粟本人也被批为“艺术叛徒”。　　　　　天津孙传芳公馆事情传到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那里，他既不明原委，又不懂艺术，便问前来告状的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什么是模特儿？”危道丰忿忿然地告诉他：“所谓的模特儿，就是让大姑娘光了屁股，任人观摹作画，毒害青年！”孙传芳闻言勃然大怒道：“这不是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吗？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下令查封上海美专，并将刘海粟捉起来。　　　　　后来有人告诉他，模特儿在国外早已司空见惯，上海毕竟是个文明开化之区，这类事情闹大了，会让外国人取笑，自己面子上也不好看。于是他便罚刘海粟五十大洋了事。　　　　　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儿，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　　　　　虽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　　　　　投壶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主人与宾客轮流将箭矢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最多，然后输的被罚饮酒。　　　　　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章太炎并未赏光。　　　　　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即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早年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北洋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民国建立后，历任陆军第二师师长、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办及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等职，为直系军阀骨干，参加军阀混战失败。曾镇压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蒋梦麟：因爱亡友而娶其妻　　　　蒋梦麟　　　　　民国期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苦心经营，对北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傅斯年在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　　　　　蒋梦麟接着，他批评蔡、胡两位校长，办事真叫人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并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　　　　　蒋梦麟做事有勇气、有魄力，但又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的仔细用心，从他吃鱼虾蚌蟹时可看出来。例如他吃鲫鱼时，干净利落，大刺小刺等鱼骨头放置得井然有序；吃螃蟹时，壳子里从不留下半点肉。　　　　　有一次叶公超问他鱼眼该放在那一类，他回答说：“眼肉我吃掉，眼珠子与骨头放一起。”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时，和教育系教授高仁山是莫逆之交。1927年10月，高仁山以参加政党、有反对北京政府之嫌，遭张作霖下令逮捕，不久遭枪决。　　　　　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当蒋梦麟的妻子病故后，他便与陶曾谷结为夫妇。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1886—1964）　　　　　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光绪三十年（1904）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自费留美。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大教授、北大校长、教育部长等职，为近代著名教育家。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王云五：把山从非洲移到美洲　　　　王云五　　　　　出版界名人王云五某次到北京时，各大学争相举行欢迎会，并请他演讲自己苦学的过程。一日讲毕，有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的学问，当然国内外共知，但非洲某一座大山，《王云五大辞典》中注称在美洲。我们开始以为是误植，可是至今书已出了四十几版，仍未见更正，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先生大力，将那座山由非洲移到美洲了。”　　　　　语毕全场哄堂大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了香港。　　　　　住在香港的政要眷属们十分惊慌，争相购买机票飞往重庆。在重庆机场，一位记者目睹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仪态优雅地走下飞机，手中抱着一只狗，身后又跟着一群狗。接着，他一回头，发现王云五在机场一角眼巴巴地望着飞机，似乎希望自己在香港的夫人购得机票，从飞机上走下来。然而等乘客都下完了，王云五的夫人却始终未出现。　　　　　那名记者觉得很感慨，便在报上分别刊登宋霭龄的狗坐上飞机、王云五的夫人未坐上飞机的消息。等报纸发行后，“王云五的夫人竟不如宋家一条狗”的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重庆。　　　　　王云五幼时家境清寒，没什么机会进学校好好念书，但他十分勤奋，靠着自修与半工半读，让自己学富五车。虽然他总是在履历表上的“学历”一栏填“识字”二字，但他曾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秘书，同时还是胡适的英文家教。　　　　　对于自修读书，王云五有他的一套方法。例如他用将近三年的时间，把《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尾看完，方法是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定的页码数。此外，他的生活习惯是：晚上九点准时睡觉，凌晨三点起床，自己做早餐，吃完后即读书或写作，直至八点上班。　　　　　王云五著书神速，一方面得力于他记忆力好，脑子就像一座图书馆，一方面也归功于他科学管理资料的方法，各种资料都制有卡片，查用时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王云五（1888—1979）　　　　　字岫庐，广东香山人。早年曾在上海同文馆学习。民国建立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主持出版了大批重要的图书，为近代民族、出版业的代表人物。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顾维钧：孔子的故乡不容侵犯　　　　顾维钧　　　　　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上，日方代表牧野伸显坚持要求继承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方代表，身为中国代表之一的顾维钧强忍心头怒火，站起来冷静地说：“西方有位圣人名叫耶稣，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如今成为基督教的圣地，谁都不可侵犯。在场诸位代表先生，应该同意我的这番话吧！”　　　　　顾维钧　　　　　他见众人点头无意见，又继续说：“我们东方也有一位圣人，名叫孔子，不但是中国，就连邻近的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牧野先生，您说对不对？”牧野伸显只得点头表示同意。　　　　　顾维钧顿了一顿，环顾众人，朗声说道：“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圣地，当然就不容侵犯了。”他的一番话，说得牧野伸显哑口无言。　　　　　在巴黎和会上展露锋芒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一生有过三个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当时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钥。由于唐绍仪很欣赏顾维钧的才华，因此在1913年将女儿嫁给了他。婚后夫妻俩形影不离，十分恩爱。　　　　　不幸的是，当时“西班牙流感”正随着一次大战结束后返乡的士兵而蔓延开来，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全球，估计约有五亿两千五百万人受到感染，其中两千一百万人死亡。而唐宝钥无法幸免，也于1918年因染此病过世。顾维钧悲痛万分，坚持将她的遗体安放在玻璃棺中，每逢清明必亲往拜祭。　　　　　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时，有一次在美国搭乘火车旅行，卧铺车厢中有个黑人专替旅客擦皮鞋，顾维钧于是在晚间将鞋子交给对方，第二天早上起来，开门穿鞋，发现皮鞋两只都是左脚。他赶紧把那黑人找来问，没想到对方竟叹息说：“今天发生太多奇怪的事了！刚刚还有一位客人的皮鞋，两只居然都是右脚，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顾维钧（1888—1985）　　　　　字少川，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市）。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并一度担任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严独鹤：促成一部《啼笑因缘》　　　　严独鹤　　　　　名记者严独鹤在上海跑新闻时，某次去探访一位写白话诗的朋友，结果那位朋友外出不在家，严独鹤因没有其他事情要办，便在房里随处逛逛，打发等候的时间。　　　　　不一会儿，他发现对方书桌上有一首未完稿的白话诗，题为《咏石榴花》，当中一段为：“越开越红的石榴花，红得不能再红了。”　　　　　严独鹤觉得好笑，便提笔接写下两句：“越做越白的白话诗，白得不能再白了。”　　　　　1929年，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时任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的严独鹤也在应邀行列中。欢迎会上，他经资深报人钱芥尘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北平人颇喜爱的作家张恨水。由于严独鹤曾读过张恨水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便当场向他约稿，张恨水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当时上海已有一个写作圈，且人才济济，不需要外地来稿，何况碍于地域观念强烈，外地作家也很难打入圈内，南北更是“互不侵犯”。但严独鹤独具慧眼，在回到上海后，又写信给张恨水，向他催稿。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张恨水显得格外慎重，经过一段构思与诸多考虑后，他发挥了“鸳鸯蝴蝶派”的功力，将惊险紧张的武侠传奇融入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中，又将西洋小说的技法揉入传统章回小说里，取名《啼笑因缘》。　　　　　当这部长篇小说开始连载后，由于情节曲折有新意，竟引起罕见的轰动，原本发行量已很大的上海《新闻报》，也因此销售更好，广告商竞相要求将自己的广告刊登在近小说的位置。当然，张恨水也一跃成为上海街谈巷议的知名人物了。　　　　　后来这部长篇小说，还被片商看中，拍成电影。当时负责改编的，便是严独鹤。　　　　　严独鹤（1889—1968）　　　　　名桢，字子材，号知我，浙江桐乡人。早年读书于上海广方言馆。曾任职于中华书局，1914年起担任上海《新闻报》编辑、副刊主编、副总编辑，并以“独鹤”为笔名纵论时事，前后达三十年。一度兼任世界书局杂志部总编辑，为近代著名的报人、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