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历程:从上古到隋唐(一部中华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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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特例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份啊。
（夫妻相别书一道）盖闻人生一世，夫妻语让为先，世代修因，见存眷属。夫取妻意，妻取夫言。夜事奉郎姑叔伯，新妇便得孝名，日日即见快欢。今则夫妇无良，便作互逆之意。不敬翁嫁，不敬夫主，不事六亲，眷属侮辱，臬门连累。兄弟父母，前世修因不全，弟互（？）各不和目。今议相便分离。不别，日日溅见贫穷，便见卖男牵女。今对两家六亲眷属，团坐亭腾商量，当便相别分离。
可见这回不是什么一团和气了，看着文书的情形，这对夫妻算是把夫族和妻族闹腾了遍，以至于要两家六亲齐齐出面。
首先，这里要说说离婚书的名称，唐代和以前的朝代不一样，也和以后的朝代不一样。在唐之前，多用“离异”、“离绝”等字样；而在宋元以后多称“休”、“休离”等。那么唐代叫什么呢？按照目前的资料来看，虽然也有叫“夫妻相别书”的，但是大多统一叫做“放妻书”，放，不是放掉的意思，而是放归本宗的意思。
关于古代人离婚的理由在前面“七去与三不去”一节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夫妻离婚的大原则，一直到清朝也没改变多少，但是具体到法律条文上，又有很多的不同。
应该说，唐代还是离婚比较自由的社会，多数离婚都是“和离”。什么是“和离”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夫妻感情不和、性生活不协调、妯娌关系不好啊。这样的离婚呢，对社会风俗没有什么影响，对彼此家庭的伤害也不大，所以唐律对“和离”的规定是：“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大家一拍两散，各走各路，啥责任也没有。
既然离婚，男人再找老婆，女人肯定要再找老公。当然，政府也规定了，离婚不能自个儿关起门来离了就算，还是要到官府领取证明的，按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走法律程序”。如果不去，男人再找老婆的话，那就属于重婚，按照唐律《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而作为妻子的，如果重婚则更为严重：“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有人说加二等就加二等，有啥啊？确实没啥，也不过就“徒三年”啦。
所以呢，在唐代，离婚的女子都是要拿着前夫给的放妻书去官府办手续，不过有时候即使规规矩矩地办手续，也是要被官府打屁股的。唐人的笔记《云溪友议》就记载了一件颜真卿当父母官时候处理的离婚案：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委。”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可以看出，离婚是由女方主动提出来，这证明在法律上女方是有主动权的。而杨志坚用诗歌写的离婚书实在是有点风雅得过头了，估计也是一个社会化程度很低的书呆子，他老婆和他离婚未必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杨志坚的老婆总算摆脱了穷鬼老公，虽然还是要被打上二十大板。不过这二十大板，却不是因为法律，而是因为“人情”，这也反映了古代的法律是基于人治的，具体怎么处理，还看官长的意思。如果不是遇到颜真卿这位大儒，也许这二十个大板就可以省下来了。
离婚之后呢，除妻子户口从夫家注销之外，唐律还规定了：“其被放出，或改适他人，即与前夫服义并绝。”
也就以后夫家出了什么事情，就不用受牵连了。这条在现代人看起来不重要，但在古代有时候可会要人命，因为株连三族九族的事情，可是经常发生的。
和今天一样，离婚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财产分割，二是子女归属。关于第一点呢，唐代的女人在离婚之后，是可以带走从娘家带来的陪嫁的。其他的就全部归属夫家了。至于子女方面，即便离婚，子女和母亲在法律上的关系也没有变化，父母去世，子女也是需要服丧的。
前面说过了，唐代妇女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改嫁的女子很多。虽然政府一方面鼓励寡妇守节，并在赋税等方面给予照顾，如《唐令拾遗·赋役令第二十三》规定：“诸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尚书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但是同时又对妇女改嫁大开方便之门，“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唐律疏议》“夫丧守志而强嫁”条）。
估计有人要说了，这不是保护寡妇守寡的意愿么？确实是没错，但是仔细品味一下，我们就发现这一条里还有限制条件呢，等于是在暗示祖父母、父母是可以强迫自己守寡的孙女、女儿再嫁而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要知道，唐律是中古时代同期最严密的法律，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礼教上的，礼教当然不可能鼓励妇女改嫁。但是呢，中国人不是爱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么？由此条可见中国人的法律条文文字拿捏之妙了，可谓是兼顾了礼治和现实。
化男化女、时男时女的两性人们：第三种人妖
古人眼中，最强悍的两性人则是能够时男时女。
女子化男在古代，对家庭来说，往往是一件喜事，比如上面提到的叶天士的故事。毕竟男尊女卑是一种社会常态，而且也增加了一个劳动力，古人特别看重，所以出现这种事情，人们甚至会将其归结为孝亲行善的阴德果报，比如《仁恕堂笔记》就记载：
庄浪红尘驿军庄姓者，有妇而寡，仅生一女，已许字人矣。至十二岁，忽变为男子。里中人咸云：驿卒之妻贫能立节，天盖不欲斩庄氏之嗣也。
又有《醉茶志怪》上说：
邑有孝女某，已许字于人矣。其父母老而无子，以嗣续为忧。女抑郁不乐，遂日夜虔拜北斗，诚敬有年。一夕神降于庭，赤发朱髯，面貌狞恶，问何所求，女对以愿化男子以承宗祧。神颔之，遂不见。次日觉腹中暖气蒸蒸，下达隐处，扪之则阳在下也，俨然丈夫矣。
总之，这些记载都不把女子化男当成是坏事。
相对而言，两性人的另一种情况即男子化女则可想而知了，当事人往往认为自己简直是倒霉透顶，才会摊上这样的遭遇，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转变，以至于痛不欲生。清末王伯恭在他的《蜷庐随笔》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光绪癸未之春，余自朝鲜乞假旋里，道出扬州西乡之大仪镇。日尚未落，荒村无可与语。门外停小轿一乘，问其为谁？则天长县署之幕友陆姓，先我半刻至者。住对屋，门悬一帘，余意此可为时谈伴矣。甫掀帘，将与问讯，其人遽起闭户相拒。余愕然而退，以为世间乃有此不通情理之人。比至盱眙，哄传天长陆师爷男化为女事。据言此人年已五十，颀而有须。忽一日，须尽脱去，同署诸人皆以为其剃须也。后见厕中多天癸血纸，又见其不能植身便溺。遂哗然疑之，争欲逼其就浴验之。陆遂不能自安，寓书居停（天长县令），自认天谴，即日告辞云云。其居停亦颇闻之，优给川赀，且言不便面别。是日吾所遇者，盖其出署之第一日也。怪事怪事。
在历代男子化女的事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代隆庆年间山西李良雨化女一事，连明史都有记载，时人的笔记也比较详细，我们不妨先来看《穀山笔麈》上的说法：
隆庆三年（1569年），山西静乐县丈夫李良雨为人佣工，与其侪同宿。一夕，化为女子，其侪狎之，遂为夫妇。守臣以闻，良雨自缢死。
那么这个李良雨好像和别的两性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当时会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明代的小说家陆人龙还把故事收录到自己的小说集《型世言》当中呢？下面是陆人龙对李良雨事件的点评，他说：
如今世上有一种娈童，修眉曼脸，媚骨柔肠，与女争宠，这便是少年中女子；有一种佞人，和言婉气，顺旨承欢，浑身雌骨，这便是男子中妇人。又有一种躬踽步，趋膻赴炎，满腔媚想，这便是衿绅中妾媵。何消得裂去衣冠，换作簪袄？何消得脱却须眉，涂上脂粉？但举世习为妖淫，天必定与他一个端兆。我朝自这干阉奴王振、汪直、刘瑾与冯保，不雄不雌的在那边乱政。因有这小人磕头掇脚、搽脂画粉去奉承着他，昔人道的举朝皆妾妇也。上天以灾异示人，此隆庆年间有李良雨一事。
可见这是将男子化女之事和时政朝局挂上钩了。不过这也算是自西汉以来的传统，一代易学大师京房就在《易传》中认为：“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而同期的《春秋》纬之一《春秋潜潭巴》亦谓：“小人聚，天子弱，则丈夫化为女子。贤人去位，天子独居，则女化为丈夫。”总之，还是天人感应的那一套了。
在古人眼中，最强悍的两性人则是能够时男时女。什么叫做时男时女？就是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兼有女性的阴道和男性的阴茎，早在宋代的《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中就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吴县民马允升妻王氏与金三观妻周四姐奸宿一案。验讯周四姐产门内从小生有软肉桩一条，与丈夫交媾并不关碍。肉桩举发即伸出，长有二三寸，粗如大指，可与妇人通奸。
中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疑狱集》上说道：
宋咸淳间，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绣，女忽有娠。父母究问，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与同寝，常言夫妇咸恒事。时偶动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阳则女，逢阴则男。揣之则俨然男子也，遂数与合。”父母闻官，尼不服，验之无状。至于宪司，时翁丹山会作宪，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广州尼董师秀有姿色，偶有欲滥之者，揣其阴，男子也。事闻于官，验之，女也。一坐婆曰：令仰卧，以盐肉水渍其阴，令犬舐之。已而阴中果露男形。”如其说验，果然，遂处死。
这个故事后来经明代才子凌濛初的改写，收入《初刻拍案惊奇》，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惊叹。在明清小说中，这些时男时女的两性人往往被描绘成邪淫之徒，他们伪装隐秘，通过各种方式与妇人闺女接近，进而诱骗奸淫之。
总之，这种时男时女的两性人引起了小说家们的高度关注，男女身份的随时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性技巧上的花样百出，还有性心理上的迷离蛊惑。
平康坊：中国第一个红灯区
才、貌、情兼备的妓女，成为众才子追逐的对象，而妓女也要借助与士子的交往增加自己的身价。
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大量人口的流动，各国商贾的云集，让唐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东西两区。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大道相邻，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而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于是附近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当时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叫做进奏院，崇仁坊内有进奏院二十五个，而平康坊内就有十五个。
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上述两坊“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因此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自可想见。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人孟郊的《登科后》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是一朝青云直上，成为天子门生的得意之情。这位老兄真是雅人，中了进士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骑上快马去赏花。若有人问这位老兄赏的是牡丹花还是牵牛花，估计会遭他翻白眼了。因为唐进士中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去跑到平康坊，干什么去？去妓院找漂亮妹妹。这平康坊就是长安城特意开辟的红灯区。
因为平康坊地处城北，又称为“北里”。晚唐僖宗时有一位垂垂老矣的官员孙棨在中和四年（884年）写了一本《北里志》，记录的是黄巢攻入长安之前的平康坊歌妓的生活，用于缅怀永不再来的好时光。
他在序上说，举子们在考试之前，总是喜欢到教坊游荡。教坊的女子“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她们“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他当年因为公事，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看着平康坊繁华鼎盛，常常想起物极则反，总是怀疑这样的繁华还能持续多久。其后黄巢播乱天下，僖宗逃到四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长安城顿成人间地狱。现在天下稍微安定，但自己已经老了，回想以前的往事，只能写上一点是一点了。（原序较长，还有很多典故，此处为意译）
正是孙棨随随便便写下了这本书，我们现在才能在纸面上追慕唐长安城的繁华，特别是了解娼妓这一行业在唐朝的兴盛发达。
平康坊诸妓隶籍教坊，从小受到比较严格的歌舞、诗词、乐器等训练，供奉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喜好吟诗弄文的皇室官僚贵族士大夫，经常要应召供奉和侍宴，她们的文化素养和品位也比较高。因此赴京赶考的举子在温柔乡中一旦找到知音，便会萌生出真挚的爱情，我们比较熟悉的唐传奇《李娃传》，描写的就是一位进京赴考的举子，与平康坊名妓李娃演绎出的旷世艳情。而《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属于留京待选，也寓居在妓女霍小玉家中。这些本是小说家言，《北里志》却给我们留下很多当时妓女的名字，还有她们和士子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
（杨妙儿）长妓曰莱儿，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
（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
（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
（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
（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
（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辨音律。（以上俱见《北里志》）
进士们也以能和妓女中的头牌交往为荣，她们的月旦之评，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无助益。要“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