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历程:从上古到隋唐(一部中华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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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说得这么露骨明白，是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妇女是可以继承和瓜分的遗产。《史记·匈奴列传》谈到：“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便是这一遗风的延续。
《周易》的卜辞就非常形象：
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描写的是一个成年男子，骑着高头大马，打扮得漂漂亮亮，前往女方家中，将看中的漂亮女人抢回来结婚。大伙儿都惊动了，出来看的时候，才知道是男方过来抢婚。不过这属于假劫真婚。所以爻辞明言“匪（非）寇，婚媾”。
卜辞又接着描写道：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
虽然是演戏，但是女方还是配合做了全套，真的伤心地哭泣起来。
《礼记·曾子问》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的，说白了，女家不熄灯，是怕家中女子被人夺走；男家不举乐，是怕女家来犯而保守秘密。
既然有假劫婚，自然就有真劫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一个小商贩在去晋国途中，遇见一起迎亲的，他看见新娘长得漂亮，就动了歹心，凭借武力、体力抢走女子，强行成婚。
可见当时的抢劫婚已经司空见惯。这一习俗演进到后世，女方为了防备抢亲的出现，则有了出嫁时候坐轿，蒙上红盖头的措施，这些都是为了不让来抢亲的人轻易看到新娘子的容颜。而男欢女爱的新房，居然被称为“洞房”，更显示出迎亲的男方不敢让女方待在家里，而是躲在山洞过夜的情形。
妾：一夫一妻制的补充
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娶妾其实是对王公贵族的一种福利。
曾经有个外国记者质问以清朝遗老自居的辜鸿铭，以为中国的妻妾制度乃是文明之渊薮，辜鸿铭悠然地指着面前的茶盘中的茶壶和茶杯，笑道：“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你听说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么？”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人们以风流自命，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司空见惯之事。辜鸿铭留过洋，娶过妾，研究的是中国的经典，不过他的这个讲法其实大谬不然，只能骗骗洋鬼子。事实上，一夫多妻制从西周以来就没有市场，他把中国的妻妾制度当成是一夫多妻制，简直是大错特错。性学专家潘光旦就曾说：“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西洋的那般大。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妻为骨干的；一夫一妻是常经，妾制是权变。”
妾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先看看韩非子讲的笑话，虽然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口吃，不过偶尔讲起笑话来，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这个故事是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妻子求神明保佑，许下心愿：让我凭空得到一百束布匹吧。他的丈夫就很不满了，抱怨道：这也太少了吧。妻子说道：如果更多一点，你就会去买妾了。
故事里头描写的显然是一对平民夫妻，可是他们居然商量着买妾进门，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妾的价格不高，当然可能要比一百束布匹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是个乞丐，但他也有妾。妾的价格如此低廉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很快引起政治家的关注，西汉的《盐铁论》就记载了一位贤良的看法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也就是说，古代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除了王公贵族，平民纳妾是不提倡的，不过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到了西汉，更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了。现在则被提升到“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的阴阳不协的政治高度上。
事实上，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而且还有所限制，这点倒是可以从《明会典·律例四》中得到旁证：“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也就是说，老百姓纳妾需要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四十岁以上；二是没有孩子。由此可知，政府对平民纳妾是有限制的。
准确地说，娶妾其实是作为对王公贵族的一种酬佣，一种福利，所以《白虎通义·嫁娶》更明确地指出：“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
不过既然“富者盈室”，老百姓当然不服气，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应该说，有部分原因是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做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如果不信，看看其理论指导书《太平经》就知道了，上面就特意提到“一男二女法”：
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阳数奇，阴数偶也。乃太和之气到也。故使一男二女也。
一男两女，这就不是一夫一妻制了，而是一夫多妻制，而且上升到阴阳天人感应的政治高度。书中还提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每州一个，以应九州之数。
七去与三不去：中国古代的婚姻法
以前的离婚也像今天的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和啊夫妻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
《后汉书·应奉传》的附注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邓元义的人，他的父亲邓伯考是朝中的尚书仆射。邓元义先回了老家，他的妻子就留下来伺候婆婆，虽然非常孝顺，却不被婆婆所喜欢。婆婆整天把她锁在空房里头不说，还不给她足够的饮食，以至于邓元义的妻子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但是她一点怨言也没有。有一天公公邓伯考感到奇怪，就问原因，他的孙子邓朗已经长大，懂事了，就告诉自己的爷爷，母亲没有病，就是一直吃不饱。邓伯考忍不住哭了，说道：“没想到婆婆对媳妇居然这么不好。”因此把邓元义的妻子遣送回家，劝其改嫁，后来邓元义的妻子嫁给了将做大匠（官名）的华仲。邓元义回来之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坐车出游的妻子，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原来的老婆，不是她不好，而是我的母亲对她太残酷了。
以前的离婚也像今天的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和啊夫妻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做一个古代的男人就是幸福哇），《大戴礼记·本命》记载：
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翻译成白话：第一条是不孝顺父母，第二条是不能生育出男孩子，第三是乱搞男女关系，第四条就是嫉妒，第五条就是身染重病（因为这会增加男方的家庭负担和社会形象），第六条是多嘴多舌，第七条是盗窃。
不过最常见的离婚理由主要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第一条所谓的不孝顺父母，往往是婆媳不和。曾经有首歌曲很流行，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堪称婆媳大战中媳妇的心声。
《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取决于公婆。
《后汉书·鲍永传》上说：“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连在公婆面前叱狗也要被“出”了，没天理啊！在这里为全体古代女性默哀三分钟。
而《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鲍永、姜诗本来默默无名，由于孝母休妻，一下子出了名，永载二十四史，可谓是“赚翻”了。
至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钗头凤》中陆游和唐琬的悲剧，归根究底，也是因为第一条。
第二条是因为古代以子嗣为重。即便贤者如顾炎武，在《规友人纳妾书》中也写道：“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
因为无后的缘故而纳妾出妻，是得到整个社会舆论支持的，自然有不肖之徒因为喜新厌旧借这一条抛弃发妻。比如魏时有个平虏将军叫刘勋，他的妻子叫宋王，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家的女儿，就以宋王“无子”而把她“出”了。其时，两人已结婚二十多年了，要“出”早该“出”了。
由于“七去”的解释权在男方，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口舌、嫉妒等条目，更是很主观的判断，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婚姻大事，关乎宗法人伦，礼教也不允许男方太过分地行使否决权，于是又规定了“三不去”。
什么是“三不去”呢？《孔子家语》上说：“三不去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
为什么呢？“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其实也就是民间流传的“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七去”、“三不去”据说曾载于汉令，今已不可考。唐律则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清律则规定：“凡妻无应出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辑注云：“七出，于礼应出，三不去，于礼应留；义绝必离，姑息不可；七出于礼可出，未必即谓之应出，与义绝不同。”
可见事实上，法律对“七出”还是留下很大的宽缓的余地的。
野合而生的孔圣人：上古时代的野合风俗
原民认为野合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
在新疆呼图壁的大型壁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图画中位于上边的大人们阳具勃起，正在做性交动作，而下方有两排欢跃的小人，这既是对性交的褒扬，也是对生育的礼赞。学者闻一多说：“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是强烈得非常，强烈到恐怕不是我们能想象的程度。”“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存在而存在的。”
古人把性交譬为“云雨”，这是因为他们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如果没有云和雨，自然也就没有收获。同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自然就成了分娩的最佳时机。分娩最好在野外进行，因为这样可以收纳天地之气，使得分娩顺利；同时，分娩又有利于使土地肥沃，得到丰收。
原民在由渔猎阶段过渡到农耕阶段后，越来越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因此将男性生殖器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将男根的象征物称为“田祖”、“田主”。这种关系扩大为天和地、阴和阳，于是男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这便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因此原民又创造了姜螈这位大地女神的形象，她生育的儿子也以谷物“稷”命名，后来推土而成的“社”演化为土地神，大地所生的“稷”演化为谷神，“社”和“稷”联在一起称作“社稷”。
春秋时候，郑国久旱不雨，国君向自己的大臣子产询问，子产回答说这是因为全国旷男怨女太多了，阴阳不调，所以风雨不顺。于是国君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谐调婚嫁，男欢女悦，于是天降甘霖，旱象解除了。
这一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君人者不当使男女有过时而无匹偶也”。如果怨女旷夫很多，人间性关系不顺，那么自然界也会出乱子，古代的臣下以此谏君者甚多。
桑木，又叫扶桑木，本意是传说中的太阳树。远古时期每个文明都有太阳神崇拜，桑树的意义如此重大，自然要将其栽种于神圣的祭坛“社”的周围，桑林则成了“社林”和“社木”。
原民认为野合野外性交，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因此经常在桑社里组织自由性交。在这个场合中，男女放怀无忌，无分老幼，纵情交合，慢慢地就形成上自天子、下自庶民都认可的集体活动。据《礼记·月令》载，凡到仲春之月，候神鸟都飞来了，天子一定要亲自率领后妃嫔娥，抬着猪牛羊等上等供品，祭祀太阳神，还要将象征男女性交的弓箭供奉给高媒神。《国语·鲁语》中曾记有鲁庄公如齐观社的故事。所谓观社，其实就是去观看女人的裸体舞。
有桑社就有桑林之舞，在这种舞蹈仪式中，男女双方都可以放肆地挑逗对方，求得对方的回应。相近于桑林之舞的还有万舞，这是为了纪念女娲这个媒神而设立的“高媒之祀”典礼中一个活动。春秋时楚文王死后，其弟子元想追求寡嫂，就跳“万舞”来挑逗她，可见“万舞”中性意味、性刺激是相当强烈的。因此闻一多就说：
是祀高祺用万舞，其舞富于诱惑性，则高祺之祀，颇涉邪淫，亦可想见矣。
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都在这种地方停下脚步。《楚辞·天问》中说：“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这是说他走到涂山的时候，看见漂亮的涂山姑娘，正巧刚好碰上桑社狂欢节时期，两人便有了热烈的欢合。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他快六十岁的时候也去赶桑社，在尼山之上，对一位姓颜的女子一见倾心，一宿风流之后，颜姓女子便怀上孔子。“野种”可谓是骂人最狠毒的话语之一，不过估计大多数现代人都不知道他们推崇的万世师表的大圣人居然是一个“野种”。
当然，对此，头巾气十足的文人倒有一番说法如果不是野合而得天地之气，很难生下大圣大贤。
倒，我倒；晕倒，彻底晕倒。
夜合之资：娼妓神管仲
管仲开娼妓行业的合法化、产业化和国营化之先河，既解决了社会问题，又充盈了国库。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上说有一位被称之为白眉神的神仙，“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这位白眉神就是娼妓之保护神，据《金陵岁时纪》记载：“六月十一日为妓寮祀老郎神之期，或云，神为管仲，盖女闾三百之所由来也。”娼妓们对自己的保护神可是毕恭毕敬的，“初荐枕于人，必与艾（老公猪，指嫖客）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但是管仲这个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怎么会成了娼妓行业的保护神呢？
原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