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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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1955年批判胡风、“肃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1950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当毛主席到会场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些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做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他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这段话并不是故意献媚，我相信，这是聂绀弩当年的真实感受，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述。
聂绀弩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大概就是1939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丁玲拉了聂去听毛演讲，散会后回招待所，与毛同行一段路，说了不少话，毛给聂留下了“未尝不蔼然可亲”的印象。但聂对毛的赞赏，绝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说，他赞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正如他骂蒋，也并非是骂蒋某个人。在他写的《对于反省的看法》中说：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面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
上文谈到他入党，及1957年的“检查材料”中再次谈到此事时，他先后说过：
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是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了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这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聂绀弩。由此可知，他对毛泽东的赞颂，实际是对人民的赞颂，是对人民领袖的赞颂。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宽厚的，仁慈的，永远关怀别人的，带着笑意为人民排难解忧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和正义感而衷心拥戴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1955年开始了对胡风的批判，接着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聂绀弩主要因受胡风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他的《反省中作》诗六首，抒写了当时的遭际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这是被批判的情景。据说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人王任叔，斗争聂格外起劲，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让人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颇为恐怖的。
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以显出鲁迅不过是匹马单枪的孤军奋斗，或不过是几个暗藏小丑的头头，（所以）划冯雪峰和我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