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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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法机关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政治形势。1973年8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迎接，会中的保卫，会后的学习，这可能成为办案延缓的一个原因。会后未久，“左”派们就急急忙忙鼓吹“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1974年初发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关于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以批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极“左”思潮再度狂澜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74年5月决定判处聂绀弩无期徒刑。判决书名义上是法院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更上层的领导拍板定案。这个判决是极“左”中的极“左”。聂绀弩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得来这么严重的惩处，尤其是林彪灭亡以后，他曾经有过一种乐观的想法。
聂绀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1974年大约二三月间，周颖在朱静芳陪同下，来到稷山探监。据朱静芳回忆，通过山西高院张法官介绍，稷山看守所所长给予热情接待，让她们在该所住了3天，并且法外开恩，允许聂周夫妇相见，尽情畅叙。
周颖为了探监的事，曾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结果一次次都让人大失所望。屡费周折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下面一个关系却能得以遂愿，在一个不能实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办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关节，打通关节往往比官样文件更为重要。一日不实行法治，此风就会日盛一日。以前不过照顾一点人情关系而已，那时的看守所长也不会收钱受贿，若放到现在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周颖探监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见关系外，也还因为聂绀弩在监内受人尊敬，让人同情。山西地方风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长想必也是一个乐善不倦的仁义之人。
周颖这次探监，不仅是带来了亲情，而且带来了监外的许多信息。当聂绀弩接到那一纸可恶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时，犹能镇定自若，这除了他自身的豁达和散淡的人格修养是重要的支撑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周颖事前的探望也是一个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难表”，这是聂绀弩在《赠周婆》一诗中，对周颖那次探监的深情回忆。
申诉之路长漫漫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0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问：你当时说上诉不？
答：说不上诉。
问：现在呢？
答：上诉。
问：为什么？
答：主要一点，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判决书上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如果不上诉，就承认我推翻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了，不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诗词，自己写的材料、口供里边，都不会有一个字证明我是这样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事不能一个人做，我和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或组织无任何关系，与我来往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觉得判决书上这两句话不能成立。
问：判决书上说你经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动言论，有这事吗？
答：我划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来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来往了。
问：你为胡风、丁玲等人鸣冤叫屈了吗？
答：没有。我给他们写过诗，说他们是人才，屈才了，他们会做事，会对国家有贡献。
问：这不算鸣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鸣冤叫屈。
问：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诉就不提这些。
问：你承认有这些？
答：承认。
问：那么，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干什么？还不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
答：这是逻辑推理，不是事实。动机和效果，是两回事，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我所说的，是不是会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我还没有体会到。
问：不能让你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如果产生了这个效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谁还把你关起来？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这个谈话。
答：对。
问：上诉，我们不干涉，你还可以写上诉书，但你这个错误观点，我们要批判你。
答：我要写上诉书，就写我上边说的。
问：现在给你纸，你写好了，我们给你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笔录宣读，记录无误。
聂绀弩（签字）
1974年5月23日
谈话次日，聂绀弩交出了一份上诉书，钢笔书写，8页，约3500字。
基本上接受判决书的一切，本不想上诉的，所以上诉期过了8天，也没打算写上诉状。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诉，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
这是开头的话，然后，陈述了四条上诉理由。
一、判决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既说是“妄图”，那就是指动机而言。关于我的动机，我比别人知道得较多，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动机。1931年参加“左联”以来，在文学界作过三十几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绝没有我有这种动机的证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历次运动，组织为我作的结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这次运动中，法院拥有的材料，诗，私人谈话，我自写的材料和口供，也不会有直接达到这种结论的材料。我和著名的“妄图”或真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家”林彪、刘少奇或别的人都不认识，更无来往。
二、既然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判决书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必须承认，判决书上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法院现在拥有关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多。对我判决不会有什么主观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记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觉得判决书上的这些话虽确凿有据，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的结论。说我有这种动机，自然是很合逻辑的，但客观事物、思想感情、心理，总是或往往比逻辑所能推理的要复杂一些。我散布反动言论，是从被定为“右派”开始的，而被定为“右派”则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我的反动言论）有些话在现象上像是反对党的什么，实质上是反对周扬。而且，某些话听起来如何反动，因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别人，听起来就不觉太反动或简直不反动……是不是我就根本没有反党言论呢？决不是。有许多反动言论。判决书上的话是有根据有分析的。不过事隔多年，我又已衰迈，记不清究竟有多少具体的话罢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变的，上面说，定为“右派”分子后，人们对我的看法有改变，反过来说，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就以犯罪者，被驱逐者的负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对于党的温暖，党的深仁厚泽，至少是对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觉迟钝了。只说这一点就会产生多少反动言论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扬的一切，无论多少或如何与我有关，对我都是外因，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没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党和其他反动因素，就无论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虽然没有周扬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起变化，但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应当我自己负责，与周扬很少关系。这里不过提供一点关于思想改变的原因的说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参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动言论中，有几条是或主要是对林彪的。在林彪问题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恶毒攻击，但现在林彪已被揭露出……应该在我罪行中得到一个扣除，不管这个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来，特别是到稷山以来，对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过一些努力，对思想改造和别人的学习，发生过一些影响……努力学习也是改悔的一种表现。
看守所将聂绀弩的上诉书，寄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写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们接到罪犯聂绀弩判决书后，就马上向其宣读，并提出该犯是否上诉，该犯当庭多次提出不上诉。我们将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一并邮到北京市法院。时隔九天半，该犯突然提出上诉。现将该犯上诉状本邮去，请你们尽快研究并来函通知我们。
稷山县公安局看守所
1974年5月24日
从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记可知，是当年5月30日收到了稷山县的函和聂绀弩的上诉书。但是，直到10月9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员到稷山审讯。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顾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于政治运动的原因，1974年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时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审判期限的规定，所以上诉很长时间都无人过问，是常有之事，何况北京与山西稷山路途遥遥，甚多不便。
北京高级法院派员到稷山提审聂绀弩的目的，不是考虑聂的上诉理由，不是对聂案重新审理，而是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说服聂绀弩撤回上诉。他们到稷山之前，就拟写了一个“审讯提纲”，内容如下：
提审聂绀弩提纲
一、说明我们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问他的上诉理由。
二、问明他的历史，历史问题，受过什么处分及其原因。
三、问明他的犯罪事实：1、讲政策，要求态度老实。2、有哪些诬蔑伟大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谁讲的，何时何地？如：什么党内不民主，独裁，搞个人崇拜，比晁错，比历史上的皇帝，说什么把帝王那一套跟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对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彭罗陆杨、吴晗等垮下来有什么言论，什么排挤有能力的人、资格老的人。3、还诬蔑哪些中央领导同志，如江青同志、周总理等。4、怎样诬蔑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5、怎样诬蔑“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争？6、怎样诬蔑我们“反苏修”和支援越南问题？7、怎样为胡风、丁玲叫屈？8、写了哪些反动诗词？9、对我国革命怎么看，你说的怎么要“变”？10、对文艺革命怎么看，海瑞，谢瑶环？11、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
四、批判教育，针对他的上诉理由批判。1、上诉无理：反革命言论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准备；你的言论中就有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言论。2、批判他一贯反动，大肆诬蔑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很严重，让他低头认罪，老实改造。3、动员他撤诉。
按照上述提纲进行的审讯，结果可想而知，完全达到了法院的预想效果。聂绀弩最后只好说：“今天听了你们的谈话，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确认识。从前认为自己不是没有犯罪，而是没有这个程度，原以为自己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听了审判员说的这些内容，觉得自己思想是极其反动的。因此，今天我撤诉是非常乐意的。”于是，当场在审判人员递给的一张横格文稿纸上，他写了这样的文本：
撤诉书
我愿撤回我的上诉书，认罪服判。
聂绀弩
1974年10月9日
事隔数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案子了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74年10月17日刑事裁定书，主文内容如下：
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以（72）中刑反字第178号刑事判决，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以空口否认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本院审理时，聂犯表示认罪服判，提出撤销上诉。经审查，原判正确，准予聂绀弩撤销上诉。特此裁定。
这个案子从上诉到准予撤诉，现在看来办案过程似乎有些滑稽。笔者从“文革”时期，就在司法机关工作，自己也不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那时奉党之命，必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回头来翻看这些案卷，倒觉得有许多好笑之处，读着那些审讯笔录时而忍俊不禁。这很让人诧异，转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责：我们的专政机关办案往往就像儿戏一般，而许多人却就在玩弄权势者们的儿戏中断送了一生前程呵。
聂绀弩提出上诉的理由，主要是在“动机”两个字上咬文嚼字。这是一种文人的老实。他对他的许多“反动言论”，是供认不讳的，只是不承认有“推翻”和“复辟”的动机。审判人员提出：反动言论就是“推翻”的舆论准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进行舆论准备”，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常用的警句，用这个逻辑来驳斥，聂绀弩自然无话可说。至于他讲到“左联”时期“两个口号”论争，因与周扬的前嫌而将他打成“右派”的历史往事，以及他攻击林彪之事应当从“罪行”中扣除，在监号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表现等等，看来振振有词，都是一些站得住脚的上诉理由，但法院却一概不予考虑，让聂绀弩苦心孤诣地把一份上诉书白白地写了三千五百多字。
聂绀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诉书写得出手不凡。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上诉的结果。如果他真当回事，何必等到过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诉？如果他真当回事，法院来“教育批判”时，他何至于立刻放弃自己的上诉理由，转而表示“认罪服判”呢？我前面说法院办案如同儿戏，其实，聂绀弩本人也如同玩儿了一把。他那么咬文嚼字，其中含着几分诙谐的味道，似乎老聂是用杂文笔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个圈子。
接到高院的终审裁定后，聂绀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继续待下去了。看守所是关押未决人犯的，终结判决后就要送监狱劳改了。他对这个看守所似乎还很留恋，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临行前，给狱友小李写了一首诗：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计长。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诗意是：遇到难事时，轻微问题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霉时，把时间估计短了不如估计长了好。看破了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