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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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计长。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诗意是：遇到难事时，轻微问题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霉时，把时间估计短了不如估计长了好。看破了浮云一样的人生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着，何必连夜赶时间为别人缝制嫁妆呢？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认为把倒霉的时间估计长了好，所以判了无期徒刑，仍然那样豁达。
　
　　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74年10月末，转至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虽然自己撤回了上诉，夫人周颖却为他着急：古稀之人了，判个无期徒刑，那还不是要老死狱中吗？你还在那儿读《资本论》，三大卷还不够看，写信又要第四卷，马列主义老专家们还没有看过第四卷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你还想干什么呢？这一对夫妻从年轻时恋爱结婚，中间虽然有过一段龃龉，而在1957年以后的罹难，愈使他们命运相系，毕竟是一辈子的感情了，老聂坐无期徒刑等于死囚一样，周婆怎能坐视不理？她一面借了山西高级法院朱静芳的关系，到临汾监狱奔走活动，争取减刑、保外就医，以望老聂生还；另一面在北京四处托人，投书中央领导，请求司法机关对聂案重新审理。
　
　　周颖代聂申诉，分别向周恩来、邓小平、王震写信，后又致信胡乔木，胡将申诉信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批交公安部查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对聂案再次审查后，提出：改判聂绀弩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此意见经报北京市委批准。但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原因，法院推迟宣判。到1977年4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聂绀弩案子拿起来，准备到山西宣布减刑的判决，而山西方面已经在1976年9月将聂绀弩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北京高院遂与山西函洽，得悉聂已回京的详情后，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无意义，只好把改判15年的判决书，作了废纸一张。这是聂案申诉过程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在聂出狱回京之后，经过一段休养将息，加之适逢中央指示复查“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有利形势，聂绀弩致函邓小平和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陈野苹，对他的案件全面提起申诉。邓小平批示：“请中央统战部复查，提出意见。”中组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对聂案予以复议。同时有民革中央朱蕴山，写信给当时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请北京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紧查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3月10日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住地宣布，并送达了判决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1979年1月，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其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
　　兹将两个阶段的申诉及处理的相关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聂案申诉的第一阶段（1975年至1977年）
　
　　胡乔木写给华国锋的信：
　
　　国锋同志：附上聂绀弩之妻周颖（原在邮电部工作，现参加市政协学习）写的关于聂被捕时间、服刑地点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聂的裁定书一份。据周称：聂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说罪名并非事实（或基本不是事实）。聂曾企图上诉，即被有关方面采取不停顿的审问方法使之疲劳不堪，不得不表示认罪，撤销上诉。以上情节似乎与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属实。据裁定书，聂原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据所附材料，聂原住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周现住地安门东不压桥新门牌14号。望转有关同志查询一下。
　　敬礼。
　　　　　　　　　　　　　　　　　　　　　　胡乔木
　　　　　　　　　　　　　　　　　　1975年10月11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周颖为反革命犯聂绀弩申诉案件的报告》：
　
　　……（聂绀弩）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经公安部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4年5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不服，以他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和能认罪悔改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从轻处理。同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聂犯罪行属实，证据确凿，经教育后聂犯撤销了上诉。
　　1975年5月至10月，聂犯之妻周颖（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先后分别向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王震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写信为聂犯申诉，均已转来我院。周颖又向胡乔木同志写信申诉，胡乔木同志于今（去）年10月11日把申诉信转给华国锋同志，11月2日华国锋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问情况”。周颖在申诉信中说聂犯没有犯罪，并说审讯中有“逼供信”，是个“冤案”，以及聂年老体弱有病，希望先放出来治病。
　　我院再次对聂犯的案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幻想变天，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属实，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经报市革委批准，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正确的。周颖的申诉，完全是无根据的为聂犯翻案的行为，应予驳回。
　　但是，我们考虑：聂犯于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现已监押8年多，尚能认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又因年老体弱，中央统战部李金德同志也曾提出“别让他死在狱中”的意见。拟将聂犯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聂犯现关押在山西省，属该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监外就医问题请公安部通知。出狱前对聂犯进行守法教育，对周颖也进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况，均与公安部交换过意见。
　　经调查了解：周颖的户口在朝阳门外大屯花严厂村14号（系农民的房子）属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个女儿聂海燕现在中国歌舞团工作，住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故聂犯监外就医需送回北京家中。（1976年1月14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再对反革命犯聂绀弩改判的报告：
　
　　我院于1976年1月报请市革委会，对反革命犯聂绀弩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已经市委批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对聂犯减刑案有意推迟宣判。同年10月，“四人帮”揪出后，我们又重新对聂犯的罪行进行审查核实，原认定聂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属实，原决定减刑也是正确的。正拟去山西对聂犯宣判减刑决定时，发现山西省公安局于1976年9月25日已将聂犯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当时并未通知我们。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意见：聂犯已经释放，再宣判减刑已无实际意义，故拟承认山西公安局的决定，不再按减刑办理了。（1977年4月9日）
　
　　二、聂案申诉的第二阶段（1978年至1979年）
　
　　聂绀弩致邓小平的申诉信：
　
　　邓副主席：现在谨将我遭受迫害的经过向您陈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关押5个月后，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要我交代有无攻击中央首长的言论。经过多次审问，最后审判员才明确地要我回答：“是否对江青和林彪说过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的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认曾听别人议论过，而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是因为对江青在30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有所不满，所以听别人说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说同样的话。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1969年间，将我从北京押往山西临汾、稷山两地关押。到1974年5月间，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对我的判决书，以“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判处我无期徒刑。我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两月后，该院派来两名工作人员对我进行重新审问，他们说：“我们对你重新审问，看你的态度，态度不好还可以加重处理，如果你撤销上诉就不审问了。”在这种压力下，我撤销了上诉。同年10月间，被送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直到1976年9月25日，监狱负责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将我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并同其他具有此种身份的人一起宽大释放。
　　我自被捕直到释放，失去自由整整9年8个月。于1976年11月1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从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生活当然极其窘困。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向您提出：一，撤销北京市法院对我的判决。二，在有关研究、编辑、出版部门能尽早给我安排工作。我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一些工作。今后拟重写有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并计划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文章。三，发还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书籍及存款1300元。
　　　　　　　　聂绀弩谨呈
　　　　　　　　　　　　　　　　　　　　　1977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聂绀弩于1974年5月被你院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九年八个月，1976年11月释放回京。现聂绀弩来我部申诉，认为对他判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归还关押期间所写的文稿。现将他的申诉材料转去。请你们认真对待他的申诉，从速予以复议，应把一切不实之词推倒，恢复名誉，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已与全国政协联系，对聂绀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难，请他们酌情予以照顾。对聂绀弩的复议结果，请及时通知本人，并告我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78年4月6日
　
　　朱蕴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兴和欢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请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聂绀弩，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鲁迅先生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党的文艺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种作品，特别是大量犀利的杂文，宣传党的主张，歌颂党的事业，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启发人民的觉悟，在全国特别是国统区，起过很大影响。解放后，在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1950年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1960年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仅仅因为他和别人议论过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前后关押10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作“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宽大释放。他现在77岁，年老多病，每月仅从街道上领取18元生活费，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已批转全国政协由齐燕铭同志负责解决，并已交李霄路副秘书长办理。现因燕铭同志逝世，绀弩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和绀弩数十年知交，对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请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为幸。
　　此致，政绥！
　　　　　　　　　　　　朱蕴山
　　　　　　　　
　　1978年11月11日
　
　　陈荒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致齐燕铭（全国政协秘书长）的信及齐的批示：
　
　　燕铭同志：
　　我所许觉民同志受周扬同志委托，去看望聂绀弩同志，据说现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仅给生活费18元，且因哮喘卧床。说你曾经说要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决？这个人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一直还是跟党走的。57年因其妻周颖问题牵连划为“右派”，后又受“四人帮”迫害打为反革命。现“右派”都已平反，实在应尽早安排部分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也许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决他的问题。
　　　　　　　　　　　　　　　　　　　　　　陈荒煤
　　　　　　　　　　　　　　　　　　　　5月20日晚
　
　　齐燕铭批：
　
　　先要北京市高级法院解决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5月2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
　
　　本院刑事审判庭于1979年3月10日由许□□担任审判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西9楼3单元32号对聂绀弩一案公开宣判，由书记员罗□担任记录，政协石□同志也参加。
　　审判长宣读判决：聂绀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无罪。
　　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抄我的东西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资料我想要，还有在山西监狱也写了一些东西，不知道他们留下没有。我非常感谢。
　　收到判决一份，聂绀弩（签字）1979年3月10日。
　
　　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聂绀弩经过一捕一放、10年囚禁的苦难淬砺，使他的诗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轶诗幸存档案中
　
　　关于写武汉大桥的诗
　
　　1964年夏，聂绀弩南行去了武汉，写了一组关于武汉大桥的诗。据他致舒芜信中称：“武汉大桥卅余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惜意，谓仅一联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忆存之处，忆之三日，仅得十余首。”
　　现在我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抄录了《望桥》、《桥夜》、《桥上望江》等为题的诗共12首，前面并有题记云：“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这个题记与给舒芜的信亦相吻合。这些诗中，有三首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书中尚未收录的：
　
　　　　　　　　　　　　　（一）望桥
　　蛇龟一桥舁天轻，更利长驱百万兵。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
　　阑干楚魏三千客，瓮洞齐燕七二城。
　　既出隆中莫高卧，匡时济世赖先生。
　
　　　　　　　　　　　　　（二）桥夜
　　昨梦江华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
　　搅教明月经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娇。
　　江是人民天下水，桥如十五女儿腰。
　　每桥星月临江际，多少嫦娥把镜瞧。
　
　　　　　　　　　　　　（三）结桥
　　一桥飞架万红中，七亿人民毛泽东。
　　天地以来欣大济，汉江云上仰高风。
　　新华水阔山梁回，故国春深海宇同。
　　正把村歌歌向党，敲歌韵落水晶宫。
　
　　聂绀弩游览长江大桥的时候，正是他两次罹难之间那几年，既是“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也尚未临近，而且，他被允许自由往外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心情较为舒坦，甚至偶尔还会回复到“匡时济世”的理想主义状态中。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