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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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
　
　　“幸为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来的一个诗句，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吴又陵。
　　诗的一、二句，是与对方的赠诗相对接。查慧九时住成都，聂绀弩在诗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过的单父台比喻望江楼，并且联想到了“锦城烟馆”。第三、四句，是追忆另外两位同乡，即孙希曙和鲍慧僧，他们都是湖北京山人。孙是聂的师弟，孙的父亲是聂的启蒙先生。鲍是京山县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诗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聂与查二人的诗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诗文来当受掴责，而你有诗作是可以传世的呵！这就从成都望江楼一跃而至“江山万里”、“生死卅年”，诗思飞扬，横亘时空而跳跃，境界何其寥廓。
　
　　这首诗最为奇绝的，还是最后两句。如果说，第一、二句起笔，是做好了跳跃的架势，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跃无涯；那么，第五、六句的回转，则是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跃做准备的。“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楼的鲇鱼美名天下，现在是否还在卖呢？如有此幸，当为一倾杯酒来祭奠吴又陵先生呵！这里诗笔一跃，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回了吴又陵这个人物。
　
　　回味全诗，前面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实都是铺垫，落笔处点出了“祭又陵”才是写这首诗的深意所在。
　
　　吴又陵即吴虞，是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时期，他是曾被誉之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极响亮的一个口号。吴又陵获得这个称号，是出之于胡适为《吴虞文录》一书写的序中。胡适还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评价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1934年5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10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吴又陵于1921年至1925年间，曾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因写艳体诗被舆论斥为“文人无行”。从北大被逐后，又曾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自1933年学校解聘，就赋闲在家，直至1949年逝世。聂绀弩为此深感遗憾地说：“这是很可悲的，如果（吴又陵）留在北京，不说别的，多写几篇《文录》之类的文章，我们的思想史会要充实一些吧。”
　
　　吴又陵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也许是和我相同专业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种好感。待我粗粗地浏览过《吴虞文录》之后，也有了同聂绀弩一样的遗憾。我认为形成吴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进思想，这是与他学习法律大有关系的。胡适说，吴又陵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同时又指出，“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就在于吴又陵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吸纳了西方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而且是在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的比较对勘中得出论断，从而展开了对欺人吃人的封建礼法制度的抨击。
　
　　大凡学习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则是人治的思想基础，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问题上是相冲突的。在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晓国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迟缓，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聂绀弩说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吴又陵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思想史就会要充实一些。
　
　　聂绀弩有一篇题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只是读读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红生之类，“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青春”。武汉学联合会的人到了京山组织集会，演讲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等内容，竟然有人发问：“亡国奴是什么？”“国怎么能卖呢？卖得多少钱呢？”聂绀弩那时也还懵懂，对学生爱国运动无动于衷。但他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向往新世界，而毅然走出了山城。是什么力量转变了他呢？这就是思想的传播。对他启蒙最大、感染最深、激发最强的，正是吴又陵。
　
　　聂绀弩18岁那年，离家赴沪，也是《吴虞文录》出版的翌年。到1964年，他写“幸为倾杯吊又陵”时，已经过去了43年。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聂绀弩，这时却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余年。这时，他想起吴虞的启蒙，会是怎样一种百感交集、无言以诉的心境呢？他只想将一杯祭奠吴虞的酒，洒在成都望江楼边，也算是对青春旧梦的一点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诗云：“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
　
　　新四军中战友情
　
　　从《访东平故居》五首诗谈起
　
　　聂绀弩有过两次军队生涯。第一次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翌年参加东征，并在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1926年以后行踪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南京中央通讯社任职，日本东京和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第二次进入军队是1938年，到了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
　
　　两次军旅生活时间都不长，但他具有某种军人的性格。对他的文学事业影响也很深，海丰和皖南的影子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如在《小号兵》这篇短文中，他这样写一个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着，什么地方的军乐队由远而近地送来一阵嘹亮的号音。那号音在寂静的街上震颤、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时所引起的涟漪。我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侧耳探索那号音的来处，我究竟爱军队的呀！
　
　　转眼之间，军乐队从对过不远的一条窄巷里出来了……我想：“孩子们长大起来了！”不觉欢悦地点着头，独自在心里发出无名的欢笑，仿佛看见那些小号兵，正在前线吹着冲锋号，驱遣着英勇的将士杀戮敌人！
　
　　档案中有几页忆写旧作的诗稿，钢笔书写，与聂绀弩的笔迹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条件所限，草率写来，字迹有所变形。也有可能这是关在一起的狱友所誊写，非本人手迹。这几页诗稿中有《访丘东平故居》诗五首，是聂绀弩1964年南下广东时的旧作。诗的内容虽然是怀念新四军中的战友，其间却流露着他自己在那些战斗岁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兄难弟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英雄树”明指木棉，而语意双关。既“没花开”，且“有草莱”，烈士故居的苍凉气氛扑面而来；由此自然引出了东平弟兄们如龙似虎、搏击风雷的往事怀想。东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战场。1938年东平进入新四军，1941年牺牲，时仅31岁，所以说是“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是反衬的写法，正面表述应该是：“你留下了《第七连》这样卓越的作品，在文学上占据着的地位当然是更加凸显了！”七律的最后两句，以东平的鹤发老母亲临门相迎而收结。全诗意境由近及远，再由远而近，概括了东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划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先以“浊浪淘沙”渲染战争气氛，接着对具体的战事作了描述。第三联以“虎皮椅”对仗“鬼头刀”，凸现英豪气势，极为形象，有古代边塞诗之遗风。
　
　　　　　　　　　　　　　　（三）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上鞍杀贼下鞍诗”，是拟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古诗意。东平既是军人，更是作家、诗人，故以称之。尾联用笔作枪弹、洞穿敌旗之语，以夸张手法写出了胜利的豪情。
　
　　　　　　　　　　　　　　（四）
　　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
　　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
　　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尸山，斗志干城，以一人献身，换取万民生息。仅此二三语，烈士壮气已跃然纸上。
　
　　　　　　　　　　　　　　（五）
　　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
　　范张鸡粟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小仲谋追大仲谋”是指东平与其兄相继牺牲。“闾倚”是指白发老母倚门翘待儿子归来。聂绀弩由对战友的殷殷怀念，以至对其母深情敬仰。写到与东平的友谊，是如同古代范式和张劭那样的生死不渝之交（见《后汉书》），并说来生还会同舟共济，如此表白，其意义更多的是对老母的安慰吧。这里与第一首诗所写“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互为呼应。五首诗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忆东平”改为“悼陈毅”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1972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　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1964年，悼陈一首写于1972年，“移植”始见于1978年12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1938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200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