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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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23日晚上，在聂家中，同友人谈话中提到“中国没有人才”问题。聂妻周颖说：“现在不能有人才，连工作也不能做，从前人人有积极性，因为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现在呢，谁积极谁倒霉。”聂这时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诗来，里面有一句是“举世狂欢得自由”，他感叹地说：“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周接着说：“对极了，现在说老实话夫妻之间也没有自由，谁都不敢对谁说心里的话，我们几个人说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掏出来，说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话，倒不是怕出卖了我，就怕一不小心传了出去，谁谁某天说了句什么话，好咧，不得了，就祸事临头，再说我说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说将来也要交代，这样生活真叫没有意思。”
1965年4月10日晚上，在聂家中，向思赓说：“‘二十三条’是安定人心的，运动一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春节前弄得人人神经过敏，现在《中国青年》封底那张画什么‘蒋介石万岁’也都在辟谣了，当时《中国青年》都收回烧毁咧，严重到如此地步。”聂跟着说：说老实话，叫蒋介石万岁的人有没有呢，我看有的是……当然不是指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只现在不可能喊蒋介石万岁，连过去也没喊过蒋介石万岁，我们深知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反蒋是坚决的。问题在于一些青年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想既然新社会不好，他的对立面就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一定是好的，是根据这种心理出发的，这种情况我看不是很个别，你不信可以调查，现在青年人心理复杂极了，学校迫着他要回家给自己的父亲母亲划清关系，有些人回家一看父亲母亲并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又不敢讲，这个苦闷是很难受的。丹丹（聂绀弩养女）不能入团，原因是学校组织要她去影响她的家庭，要她的家庭进步，丹丹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就不能入团，她的包袱就很重。
读了这些言论，首先，让人感到他是如何的关心时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观天下，察觉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经济上，他看到生产太差，再不能闭关自守，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沟通；从方针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面红旗”的极“左”的失误；从政治上，他看到了开展运动和强划阶级的消极作用，以及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能够像聂绀弩那样看得明白，并且能讲出来的人，在当时极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的。
其次，聂绀弩具有锐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当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应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在基层，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农村一个大队长俨然是个小皇帝，可以决定一切，胡作非为。在民主问题上，聂绀弩曾经拿毛主席和鲁迅相比，这是他独出心裁，却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聂绀弩认为毛主席有很强的民族自信，这点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聂绀弩认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面不如鲁迅，这一点分析较为客观。
第三，聂绀弩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出来，他是为我们国家着想，是为党和人民着想。看到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取运动的措施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因而他忧心、焦虑，甚至于激愤，但他内心的期望，是为了使错误的东西得到纠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观立场上的那种冷嘲热讽、恶意批评，更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诬蔑攻讦。“反右”斗争中把他开除出党，他始终不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定罪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使他难以容忍的。他内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愤的言词，我们设身处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聂绀弩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前他就反蒋，写过不少骂蒋杂文，但他为什么要说有人要喊“蒋介石万岁”呢？难道他改变立场了吗，不是，他是看到当时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青年，为此心急如焚，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啊！他很喜爱的养女不能入团，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极“左”政策对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对青年入团，而是希望青年入团，这就显示了他与党同心同德的立场。再如，说到陈毅的讲话，聂绀弩的情绪不是对陈毅不满，不是对陈毅讲话本身不满，使他不满的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话也不起作用，说得好听，做不了主。对于用行政法律手段处理思想问题的现象，陈毅是不同意的，他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说公道话，而事实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论受到打击的人处处都有，连陈毅那样高级领导人即便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由此反映出党内的民主氛围确是很缺乏的。聂绀弩说这种现象“真是怪事”，话语中流露出抱怨情绪，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千里，这且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10个“乱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聂绀弩用以为自己的诗集命名，是否有自况的意思呢？他自己没有给出解释，而事实上，这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古代的人名用来作自己的名号，难道仅是从字面上解释，只是用那三个孤立的文字吗？那么，如果散宜生不是一个贤臣，而是一个佞臣，这个名字会不会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杨国忠、宋朝贾似道、明朝魏忠贤，这样的名字从字面意思看都不错，却绝不会被人借用作笔名或书名的。
以散宜生这个西周名臣自况，应该是聂绀弩的一个隐衷。从他在“肃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狱，久历炼狱，艰难维持，虽然多次作过检讨，甚至说了一些自诬的话，而他始终不能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他在给友人伍禾写的一首诗中曾说：“此生还可几盘棋，此语宁真老至悲。”（此生没有几盘棋可下了，写在诗中的话宁可将真诚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凉的啊）。那么，他在这首诗中写下了他临近晚年的最真诚的话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还写道：
已省明时无弊政，愿为真理一奴才。
聂绀弩虽然一向心高气傲，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有清醒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他是甘当奴才的。
这些诗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下的，后来他到了监狱中，那样锲而不舍地刻苦研读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诗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表白心迹的诗句，例如：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无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凤兮奇瑞非凡鸟，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于时有微补，谁从顶踵惜涓埃。
前面四句，是聂绀弩60岁时写给夫人周颖的诗。意思是：在人间度过了60年的坎坷生涯，补天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仍然共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曾经四海为家、到处漂泊，奋斗的印迹余留心中，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常挂嘴边，总是念念不忘啊！
后面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后半首。全诗以写凤凰台起兴，杜甫当年曾经游历凤凰台（甘肃境内），因而聂诗写道：凤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鸟，可与之媲美的伟大诗人杜甫，有着一片耿耿丹心，是绝代不遇的英才。我也应当和杜甫一样，只要能对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可以从头顶到脚跟，点点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来。
尽管聂绀弩个性散漫，一生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行为，而同时，他对家国世道的忧虑，对社会进步事业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执著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为“反革命”罪状的言论，从言词上看似偏激，实则都有忧世爱民的赤诚。
除了周文王称他的“乱臣”同心同德的记载之外，史书中关于散宜生这个人物的事迹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中记了一笔，是说助武王伐纣的事。当武王获胜，进入商纣的王宫之时，“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想来，散宜生执剑之态似乎是颇为英武的。
聂绀弩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曾说过，如不从文而从武，他也该做到将军了。如果做了将军，大概也会像散宜生那样英姿威武吧。虽然他毕生从文，终未从武，而纵观其漫漫一生，那种真笃、忠耿、义烈的秉性，贯彻于始终。若以散宜生的同心同德自况，他是当之无愧的。
人去魂留宇宙间
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觅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戴浩
戴浩是聂绀弩家里的常客。因为戴浩经常在聂家吃饭，以至惹起了煮饭的厨娘的不满。厨娘是聂家的亲戚，其实还不只是煮饭，而是家里的总管，都称呼她为三姐，亦即聂绀弩诗称“三妹”者。三姐曾经对另一朋友谈起戴浩频繁出入于聂家的情况，用意是想请这位朋友劝阻戴浩，她说：
我觉得戴浩这个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许多事情自己不检点呀，比如说，到我们这里来，朋友谈谈，吃顿饭，未尝不可以，但是他不是这样，来吃饭时一带就带了几个人来，现在谁家不节约打算呵，又不是饭馆，来吃也不要紧，还住下，一住就是几天，我们这里是邮电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机关房子）不搬走，别人都有闲话，还经常留宿这样一个人，别人会打听的，这是个什么人？再说，（戴浩）说话声音又大，说话像吵架似的，四邻都听得见，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发牢骚骂人，我听了都不满意，不用说外头人听见了。我们这家人熬这几年不容易，从“五五年”“肃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这两年才得好过些，我也为（绀弩夫妇）他们俩担尽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现在不要再来害人嘛！再说到钱，他们俩不过问，我当这个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拿钱，说老实话，我是反对的，他们（绀弩夫妇）知道我不赞成，也偷偷地瞒着我给他。他下去劳动，还说回城里就要住我们这儿，你自己有家，干吗老住人家家里呢？谁也要怀疑的，我就反对，他知道我对他不满，（劳动回来）也不敢来住了。你老缠着人家，别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词叫划清界限，不要再连累人。你减了薪水，你说你钱不够用，那要比起乡下农村人你就多了，不够就节省点儿吧，劳动以前就买一顶新棉帽，现在又买一顶新呢帽，这怎么够花呢？说真的，我就看不起这种人，老太婆（周颖）见我不喜欢他，也只是偷偷地照顾他，不敢当我面给他什么。向先生（向思赓）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涂，戴把女儿寄住到向那里，向就给组织反映了，戴浩骂了向一顿，说他不应当反映，你想，一个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吗？我同向先生说了多次，让他劝劝我们家这
两位（绀弩夫妇），少跟戴浩来往，我真担心。
戴浩是电影界人士，籍贯湖北，曾入暨南大学。从1936年即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49年后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职，主演曹禺话剧《北京人》。1957年划为“右派”。
从上面三姐的一番话来看，戴浩这个人似乎有些不拘小节。从戴浩的实际情况来看，又确实是个经济困难问题。聂绀弩在闲谈中，曾经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整风的事，涉及戴浩，是这样说的：
北影汪洋这回倒下来不要紧，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怜戴浩这家伙，本来已经倒霉，这回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工作队一来，有些拍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问题，说他“帽子”没有摘，拿30多块薪水，还拿30多块生活津贴，这算什么话！好咧，这一来就取消了他30多块的生活津贴，过去多拿的还要扣回，所以他现在只有10多块钱一个月，儿子本来有职业，现在到处搞运动，原来是试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阶级路线，这些人就得倒老霉。
下面再来看看戴浩自己当年是怎样说的。戴浩一见朋友（当然是同为“右派”者），就诉苦说：
现在他妈的，饭都没有的吃了，给我30元钱一个月，一儿一女，每人10元钱，够吃半个月。儿子戴大全找到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领导说，饿了，没饭吃，他跳起来大骂了一顿，说都是你爸爸不争气。他妈的我不争气，现在叫我劳动，我已经使尽我生平力气，最近在南口农场挖防空壕，我的劳动连场长都吃了一惊，但人家说：你劳动好，思想不好。上月丢了钱，向组织报告，北影人事科长说：现在运动期间，没有办法，你艰苦点儿吧。我就说：我现在每顿吃3分钱咸菜，改造了这几年没有别的收获，就是服从组织，组织如果说“你每顿吃一分钱”，那我就绝对服从。他们又不满意，说我有情绪，叫我回农场，我说没有钱，我回不去，我借了田华的钱，要还，怎么办？人事科说：你不能暂时不还吗，她（田华）比你生活好一点儿。妈的，我怎能借人钱不还呢？人事科说：你只要去农场，3天内给你解决。一直过了十几天没解决，我又回来，人事科说：已经给你20元，10元寄农场，10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来由劳动局分发到一个厂当工作教员，工作好得很，厂长书记都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