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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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对毛主席还有哪些看法？
　　答：我对毛主席有埋怨的地方，认为毛主席不民主，没有为我申冤，但同时也认为毛主席很伟大，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问：你对毛主席身体说过什么？
　　答：听别人说过。说江青的话，也是听别人讲的。
　　问：你用讲历史攻击过现实吗？
　　答：我讲过唐太宗肚量非常大，这不是什么好意思，也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
　　问：你讲过《聊斋》故事吗？借以讽刺现实。
　　答：我研究过《聊斋》，我是搞古典小说的，谈论过，没有进行攻击。
　　问：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以前你交代的材料有没有要补充的？
　　答：都是事实。
　　问：对你的问题怎么认识？
　　答：自己有反动思想，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过去有意见，现在认识到不是他们，主要是我走向了反动。我现在的精神面貌与在北京关押时不一样了，因为想通了，所以精神也好了。
　　问：（政治教育）判你刑有什么说的？
　　答：没什么说的，我的罪都是事实。
　
　　这个审讯，是非常简短的。大概是因为案子是由北京市法院审的，人却关押在山西稷山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办案人员跋涉而来，实属不易；而且，这个“现行反革命”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无须更多审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文革”中曾经“砸烂公检法”，取消了法院、检察院，到1972年才恢复法院。这次对聂绀弩的审讯时，法院刚刚恢复不久，由公安局直接向法院起诉，程序是极简单化的。问曰“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答曰“是事实”，这就够了，按照公安机关侦查预审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定案了。
　
　　公安机关向法院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是聂绀弩在公安局预审时的部分口供的摘抄。
　
　　1967年2月18日预审口供：
　　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1967年5月17日预审口供：
　　我是1962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
　
　　1967年7月13日预审口供：
　　在我划“右派”以前对毛主席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总觉得自己不“右”，对划为“右派”想不通。我在文艺界对周扬、王任叔有看法，但我怀疑毛主席领导的这次运动是否正确，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搞个人崇拜。是毛主席在搞个人崇拜，不是别人在搞，我没有材料根据，我认为他偏重于搞个人崇拜。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从我个人的遭遇而想到的。
　　我们一次运动把一些人划到圈外去，一次运动把另一些人划到圈外去，这样圈子越来越小。
　　圈子越来越小的实质，我没有研究过，如果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我认为是毛主席在这样搞的。
　　这些话可能对戴浩和向思赓讲过，因为他俩到我家去得最多。
　　我认为党内民主少，甚至独裁。我认为在党内某些负责人说话也没有自由，只有毛主席有说话的自由，毛主席说了算。对谁说过，记不起来了。
　　我认为给“右派”戴上帽子，和宋朝给犯人脸上刺字是一样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别人不接近他们，只好“右派”找“右派”，到了一起谈不出什么好的，就是发牢骚，找不是“右派”的人谈话，人家有戒备，所以找“右派”谈话，我认为是人生的乐事，物以类聚嘛！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点的火，我认为和“火牛阵”一样，毛主席是田丹，红卫兵是牛，毛主席用红卫兵冲垮彭、陆、罗、杨。彭、陆、罗、杨认为党内不民主，我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毛主席很会利用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心理，在这个心理下面，集中一股力量，冲垮敌人。
　　我对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是有怀疑的，我看到谢、胡到中国访问时和毛主席照的照片，照片上看毛主席身体不怎么好。
　　听到宣传毛主席身体健康，我认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拿毛主席身体健康做宣传。
　
　　1967年7月17日预审口供：
　　我自己有不少的民主主义思想已很久了，我以这思想看待毛主席、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错误的、反动的。由于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我领会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更觉得民主是可贵的，所以觉得毛主席不民主，党内党外不民主，搞个人崇拜。我接触的都是旧的知识分子和旧民主人士，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事，党内人员都要求民主，所以逼迫毛主席，是民主还是不民主，要毛主席表态，所以毛主席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回击要民主的人。我只知道要民主，而没有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防“修”反“修”问题，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我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看法全部错误和反动，我要很好的改造自己。
　　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
　　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1967年10月14日预审口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我和王次青讲过，张国焘在重庆出版一本书叫《红色舞台》，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我把攻击内容对王次青讲了，并说明现在中央领导不民主。
　　我给戴浩讲过一个故事，汉朝时，大臣晁错向汉武帝建议将各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来，汉武帝果然这样做了，后来引起各地方造反，汉武帝将晁错给杀了。我编过这个故事。主要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聂绀弩被捕后的10个月时间内，北京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多次提审。随后，政法机关自身发生内部造反和外部冲击，办案处于停顿状态。1967年夺权风暴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度被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接着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10月林彪发布加强战备的“第一号令”，聂绀弩被转移到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关押。随后，发生了“林彪事件”，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直到1972年6月，公安机关才将聂案起诉到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1972年12月进行了一次审讯，又迁延一年半才作出判决。最后判决的依据，实际就是聂绀弩在预审中供述的那些东西，一部分是诗，一部分是言论。
　
　　无论是聂绀弩的诗，或是他的言论，都只限于他与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即便是具有对他人“攻击”和“诬蔑”的内容，也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责任，更不成其为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践踏法制的特殊时期，那个时期的案件是无法按照正常的法律理念去解释的。“思想罪”、“言论罪”这种迫害有识之士的冤狱，历来只有在高度集权、完全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治背景下，才能制造出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进行了对冤假错案的全面复查，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类案件就简称为“恶攻”案，全称应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案”。从相关资料可知，“恶攻”类案件涉及十余万人众。诸如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唱错一句歌的“现行反革命”比比皆是。有的因为误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撕破了，有的拿报纸垫屁股坐时正好坐了毛主席像，这些都能定罪为“现反”案。在十余万同类案件中，聂绀弩算得上是一个高级的“反革命”了，他有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言论做罪证，要比其他的“现反”案质量高得不知多少倍了。
　
　　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他认为自己是基于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不民主的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回击要民主的人”，这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颇为独到的见解。他用西汉晁错的典故譬喻林彪，表现了深邃的政治预见和智慧。他对于毛主席健康问题的言论也是笃实而坦诚的。他表示要改造自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幽默得让人喷饭。
　
　　法庭和监狱，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机器，毛主席说那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说到那些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当事人受到审讯的时候，会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现，有胆战心惊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顶硬抗的，有见风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说个“是”字；有的人为了立功赎罪，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来，没有的事情还要东拉西扯、检举揭发、胡编乱造。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厉声厉色的审讯面前，镇定自若、从容对答的人并不多见。
　
　　聂绀弩这个“现行反革命犯”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他既没有顶牛对抗，推脱责任，也没有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表现了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传统的读书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笃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祸端酿成从头说
　
　　《聂绀弩全集？附录？聂绀弩生平年表》中，关于聂绀弩1967年的事是这样写的：
　
　　预窥风雨将临，两次去信嘱胡风毁去赠诗，自己也将赠诗撕毁。1月13日，中央公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惩办。1月25日晚，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逮捕具体原因不详，并因无正式法律手续，家人很长时间无法知其关押地点。
　
　　在这一段记述中，前面既然提到《公安六条》，又明确说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后文却又说“逮捕具体原因不详”，这是不是文字表述的矛盾呢？行文似乎矛盾，而实际上颇有可推敲的内容。
　
　　聂绀弩被逮捕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是如何构成“现反”罪的，判决书上已经言之凿凿。但是，在未行逮捕之前，专政机关是如何掌握聂绀弩的“罪行”的，为何一俟《公安六条》发布，此人即刻成为目标？这就是“具体原因不详”的疑窦所在。
　
　　现在通过档案材料的佐证，这一问题大体可以水落石出。至少是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
　
　　1962年是一个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年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过去，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加紧了侵越战争，威胁中国边防。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蒋介石政府图谋“反攻大陆”，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干部队伍中发生了甚为普遍的消极腐化问题，农村中的封建迷信、会道门活动随之泛滥。国内的不安定现象，当时表述为“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提抓阶级斗争，公安机关当然是充当急先锋的，检察院、法院也须紧紧跟随。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体制，公、检、法同属专政机关，理论上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际上配合是实，制约是虚，惯用语叫做“一个拳头”。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体制中还有个特别之处：公安局长是党委的常委，代表党委全面领导政法工作，而那时法院院长的规格要低一个等级，实际上形成了警察机关领导司法的格局。当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能归咎于政法机关，他们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必须充分运用专政的手段，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尤其是公安机关，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神经特别敏感，眼光特别锐利。在“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样的号令下，公安机关决不怠慢，于是，许许多多的“阶级敌人”都落入了天罗地网。
　
　　聂绀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作为“阶级敌人”进入了专政机关的视线。当聂绀弩本人完全不知，也不可能觉察的时候，他的写作和言行都会随时随地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这份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
　　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兴致非常好。再加叫了两样冷菜，聂更要吃热菜，又叫了。直谈到夜宵上市以后。
　　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
　　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从上面这个报告前言来看，此人有意刺探情报，拿了好酒请聂绀弩，以使他“酒后吐真言”，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这具有明显的引诱的性质。报告专门加了一句说“破去不少钞”，意思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得到了聂的“反动”言论）来之不易呵！在那个年代，中级领导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如大学本科毕业工作转正后为22级，北京工资为56元。一顿饭花去二十多元，实属高消费了。把消费写到报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领取活动经费。当然，时隔数十年，人事更迭，当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这份报告中关于聂绀弩那天晚间的谈话内容，共写了10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言论。其中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问题，聂如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批评一个人事处长的小干部，你就说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说得通吗？“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