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刑事档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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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1965年5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1966年3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又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都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大学教授，著名的民俗学家。聂绀弩1982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60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称钟为“这家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切的。1949年以后，钟敬文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64年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时，聂曾赠诗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师生参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指令，1964年10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间才返京。但钟敬文不知何因，在1965年2月初回了北京，也许是特殊原因临时请假。当时聂绀弩在与他人谈话中，甚至猜测钟是“摘帽右派”的缘故，被从“四清”前线给打回来了。
就是在钟敬文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时候，对聂绀弩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聂把诗烧掉，不要再写诗。从实际情况分析，在当时一种政治高压甚为恐怖的情形下，钟敬文由于参加“四清”的亲身感受，更能够洞知时事，并产生对恶况的预感，从而出于对朋友的关怀和爱护，完全是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劝聂烧诗。这种规劝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聂在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诗虽然烧了，却又要归咎于钟敬文“胆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聂绀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烧掉他所赠诗作吗？可见再胆大的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2年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随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势头之猛烈，阶级斗争调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先在农村开展，其后必是城市。虽然是从整“四不清”干部开始，知识分子必是在劫难逃。文艺界已经展开了对阳翰笙（电影《北国江南》）、田汉（戏剧《谢瑶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等人的批判，火药味日益浓重。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预感到自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时候到来了。这种气候，聂绀弩并非没有感觉。应该说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势而采取了烧诗之举，并不完全是钟敬文力劝的结果。
“怕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样倒霉！”聂绀弩这句话还是说到了本质上。“文革”开始后，聂就被逮捕下狱。这次冤狱的起因是写“反动诗”，但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却不仅是写诗的问题，还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论，应和了聂绀弩说过的那句话：“要有问题都有问题”。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挂帅”的大一统极“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许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这是一切“诗狱”、“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聂绀弩为烧诗而作的一首诗，即《岁暮焚所作》：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这诗是说，自己著了奇书，自己又当了焚书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观，没有一丝可怜之心，让诗就这么烧掉了。孟子曾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我的诗亡了，也无须再作《春秋》，自己本来是地位卑微之身，还吟什么诗呢？连生火做饭、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碍了。嚼着自己的心，像嚼蜡一样没有滋味，焚烧诗稿就当作过年烧香了。古人说的那“剑气射斗牛”是怎样的一种光焰，且不用管它，只在这深夜里欣赏我烧诗形成的不灭的火炬吧！
烧诗的心情，真是复杂而委婉。
再谈聂绀弩为何烧诗
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
时间是1965年1月某日。那天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饭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闲谈中吴说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怀沙，文被关押期满出来了，聂也说在路上碰到过文。吴提出要借聂的诗稿来看，聂正色说：“这怎行？烧都烧掉了。”吴说：“烧了也不行，起码你那本晒蓝的，已经有几本流落人间了。”聂说：“那是少数几本，后来的没有。”吴说：“何不趁文怀沙出来，再找他那小媳妇抄一本？”聂说：“不要开玩笑，我在考虑找个适当日子，把所有诗稿都来烧了，你们看好不好？”聂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看我的诗，别有用心，我还是烧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烧掉。”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指聂怀念夏衍的诗）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从留存下的这几句简短对话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是使我们知道聂的诗集曾经有过一个“晒蓝”本，即是书写在半透明纸上，然后和感光纸重合在一起利用阳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复制本；二是使我们知道聂绀弩烧诗的念头产生于钟敬文劝诫之前。参加“四清”的钟敬文是1965年2月初返京的，其后他找聂谈话，劝聂烧诗，促使了聂立即付之行动。而吴祖光向聂讨诗稿看的谈话在此之前，可见聂已先有烧诗的打算，钟的劝诫才能起到催化作用。这正应和了一句哲学：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聂把诗烧掉自感后悔，却不应埋怨于钟。
既然不能归咎于外人的劝诫，那么聂绀弩焚诗的内在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据聂当时与其他友人的一些谈话中流露，面临着阶级斗争山雨欲来之势，他是很难做到镇静若定的。据说聂当时“很紧张”，原因大概有三：一为后台，二为阶级，三为诗。
一者，所谓后台，是指当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与聂绀弩称老乡，关系非同一般。聂与友人谈话中曾说到他从北大荒回京的经过：
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张执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又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这段话，足可以看出聂是如何倚赖于张。张执一给聂安排了工作，聂还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写诗、看书，何等逍遥。不仅如此，聂家的住房也是张执一给解决的，借住邮电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张执一说了话才让继续住。张执一出了问题，聂当然很紧张，一是怕让腾房，无处栖身；二是怕让上班，不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连。
张执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了批判对象，受到了所谓“蜕化变质”的指责。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只要运动在某个单位一开展，就一定会抓出不少的“阶级敌人”。据聂绀弩当时听到的传闻，张执一的主要问题是“多吃多占”，因为一个附属生产单位，搞掉了几万元，糊里糊涂就没有了，责任牵连到张的头上。“五反”工作队进驻后，就召开批张的大会。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在全国政协工作，她当时回家后提起批斗张执一的情况，曾这样说道：“机关整风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没资格参加整。开张执一的会，自己检查了两天，礼堂里满都是人在听，你猜参加的是什么人？礼堂饭厅的服务员娃娃，开电梯的，搞清洁卫生的，独没有我们这些人。彭子冈还问，为什么那些人能参加，我们不让参加？我想没有我们的份儿更好，乐得睡个安乐觉。你想可怜不可怜，张执一这样的人检查了两天，却让些个娃娃来给他提意见。”无论如何，张执一是在这次运动中垮了台的。有人问到聂与张执一的关系时，聂直率地说：“是同乡，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协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现在靠山变成冰山了。”
其次为“阶级”紧张，是说运动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聂绀弩在与朋友闲谈中说：“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四清’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有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就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这一次‘四清’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又要转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聂绀弩有一个叫向思赓的朋友，当时还说过这样的话：“老聂他们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像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当然，聂绀弩也未必真的害怕，他说的都是气愤之语，内心不见得多么紧张，但戒备的思想还是有了。
三者为诗紧张，是因为聂诗在小范围的传递，已有“反动”之嫌，这是他烧诗的最直接原因。
聂经常给友人赠诗，或是把诗作抄给友人看。当政治气候紧张之时，这些友人中有的就为他担心，也有人害怕牵连到自身。如对聂诗颇为赞赏的向思赓，一次就关切地说道：“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我也很担心。其实有什么呢？他最大的吃亏是相信了文怀沙，让文怀沙老婆抄诗，结果传了出去，这人能相信吗？最近还好，聂已经有了警惕。”再如黄永玉，他所在的美术学院开始整风后，担心闹到自己头上，担心把他和聂的交往关系扯出来，于是，黄就托肖离转告聂绀弩说，万一将来要交代同聂之间的关系，黄就准备说聂曾经给他寄过诗，这些诗有几首烧了，有几首还在云云。聂绀弩听了黄永玉这番话的传达，认为黄不应该那么紧张，是没有经过风浪之故，然后就约黄出来吃饭，劝他不要慌张。聂说：“事情就出在慌张上，胡说八道会出乱子。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骂我右派戴过帽子这些都不要紧，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即使提，也只能提我写出来挂的那张，说就是这张，其他一概不承认。你若说烧了，好，越说人家越怀疑，最后追到我这儿来，要我把整本诗拿出来，这不就害人了吗！”聂还对他人说：“
我估计永玉的问题是个屁事，但是处理不好就会惹乱子。即便要搞到他也要半年以后。现在许多学校搞起来了，全是莫名其妙。许多普通中学的学生，解放初期顶多几岁，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现在要划起阶级来，这还得了，现在社会上都人心惶惶……”
1965年那次“社教”运动虽然没有整到黄永玉，但也并不完全是虚惊一场。聂绀弩虽然劝说黄永玉“不要慌张”，其实正是由于黄永玉准备将诗稿交代出来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聂烧诗的动机大概也是由这件事引发起来的。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
聂绀弩虽然有了“政治警觉”，虽然采取了焚烧诗稿的行动，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写诗活动早已被控制在专政机关的视线中了。
在阶级斗争被极端地扩大化的年代，文字狱的阴影很可怕的时刻笼罩着知识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聂绀弩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也许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专政机关的眼睛早已经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无觉察。他每写下一首诗，很快就会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1963年7月，一份材料送到了专政机关领导的办公桌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聂绀弩，最近又写了十多首“咏猫”的诗，内容半属反动，半属色情，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他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现将诗中反动性较明显的选录几首如下：
黑猫
社会主义是花，社会主义是朵，
花前朵下黑猫，酣睡蘧蘧是我。
阔猫
日攘一鸡扰户庭，坐观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辈真多事，计议赠君九子铃。
老猫
画虎不成改画猫，画猫反类锦毛虎，
不随鸡犬去登仙，要捉人间白日鼠。
接到上述报告，负责人即批示曰：“聂这个人要注意观察。”
这个批示还算温和，如果聂绀弩此后不再继续写这种“反动诗”，不再让人家“观察”到什么，也许会安然无恙。问题是聂绀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观察”，他还要不断地写诗，也就不断地被报告，上面的批示也就渐趋严厉，直到后来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监狱，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面三首咏猫诗，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动诗”呢？
《黑猫》写社会主义的花朵之下，猫儿优哉游哉酣睡，这显然是讽喻笔法。以此比喻那些挂着漂亮的招牌，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这不是批评个别人，而是讥讽时事。
《阔猫》对时政的讥诮又进了一步。“日攘一鸡扰户庭”，是指责那些扰民的官僚的。猫不捉鼠，只是每天打鸡斗狗，扰乱民户。群鼠为感谢猫，商议给猫赠送一件贵重礼物，这当然是行贿。九子铃是什么？是宫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装饰铃。李商隐《齐宫词》曾描写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