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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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本案的难点所在：对杀人凶手徐元庆到底应该怎么量刑？
　　　　现代读者恐怕很难理解这点。不管怎么说，徐元庆都是故意杀人，而且还是蓄意谋杀，死刑恐怕是逃不了的，如果赶上严打期间，平时该判有期的这会儿也得判成死刑，更何况原本就该判死刑的呢。
　　　　如果徐元庆有官职在身那也好办，给个行政处分，记个过，把岗位调动一下——退一万步说，就算最后还是逃不了死刑，也会有个缓刑两年，而两年之后，社会热点早就不在这里了，把人不声不响地一放，这也就结了；就算再退一万步说，再不济，好歹也能落个注射死，不会像平头百姓一样脑浆迸裂。只不过，徐元庆只是一介小小草民，本来这案子已经是蓄意谋杀了，再加上一个“草民杀官”的性质，看来砍头都是轻的，恐怕得凌迟！
　　　　如果我是当时的审判官，我很可能会判徐元庆凌迟处死，因为实在是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啊，如果不来个雷霆手段，草民们会以为杀官的后果不过如此，真再多来几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还了得！更何况，我自己也是个官啊，保护整个儿官员集团的利益也就等于保护我自己的利益，虽然死鬼赵师韫曾经是我仕途上可恶的绊脚石，我早就巴不得除了他，可我和赵师韫的矛盾说到底都属于内部矛盾，当我把目光转向草民们的时候，赵师韫和我就变为同盟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维护赵师韫的利益也就是维护我自己的利益。我想，同僚们也都会支持我的，因为我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维护大家的利益。——别骂我哦，我只不过把问题想得比较现实罢了。
　　　　那么，如果你是当时的审判官，你会怎么判呢？
　　　　如果是在条文法的社会，徐元庆恐怕必死无疑，判决依据是：他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某某条，于是，按照刑法第某某条的规定，应该判处死刑。
　　　　如果是在普通法系的社会（简要而言），徐元庆却很可能逃得一命，我相信陪审团的成员们很容易会站到徐元庆这边的。再想一想，如果武则天时代真的有陪审团，并且判案过程公正的话，那么徐元庆无罪释放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徐元庆虽然是蓄意谋杀，但他的动机是为父报仇，而在当时，为父报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天经地义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政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而对于为父报仇这种事应该怎么做，儒家经典里可是有明确记载的，而且还是大圣人孔子的金口玉言。我们看看《礼记·檀弓》：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苫（shan…1），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
　　　　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这一段是孔子的高足子夏和老师的对话。子夏问：“对杀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
　　　　孔子回答说：“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做官，决不跟仇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应该马上动手杀他——腰上别着家伙就抄家伙，没带家伙的话，赤手空拳也要上！”
　　　　孔子在这里说的“弗与共天下也”就是俗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型。所谓“反兵而斗”，是说发现仇人的时候身上正巧没带家伙，于是掉头回家去取。——连这孔子都觉得不应该，就算在澡堂子里也得抡拳头上！
　　　　子夏接着又问：“那么，对杀害亲兄弟的仇人又该怎么办？”
　　　　孔子回答说：“不和仇人同朝为官。如果自己奉国君之命出使外国，在外国遇见了仇人，不能跟他动手，要以公事第一。”
　　　　子夏又问：“那么，对杀害叔伯兄弟的仇人又该怎么办？”
　　　　孔子回答说：“自己不带头报仇，如果死者的亲儿子或者亲兄弟找仇人动手，那就拿着家伙在后边助威。”
　　　　——这是儒家经典里的经典语录，是孔圣人的话，把杀父母之仇、杀兄弟之仇、杀叔伯兄弟之仇的报仇方法讲得清清楚楚。圣人的话是不会错的，而且是治国之大纲，这样看来，徐元庆谋杀赵师韫，一点儿都没错啊！
　　　　关于父母之仇，《礼记》里还有一段话，见于《礼记·曲礼》，说得很简洁：
　　　　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
　　　　意思和前边那段稍有出入，是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害兄弟的仇人一旦遇到，不管手里有没有家伙，应该立马就上；至于杀害朋友的仇人，不能跟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17
　　　　《礼记》里的这两段虽然内容略有出入，但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点上还是完全统一的。
　　　　《礼记》在唐朝的科举教科书中属于“大经”，地位很高，又因为语言内容相对浅近，所以学的人也多，所以用现代的话说，《礼记》思想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这样看来，徐元庆一案的两难之处就在于：如果依“法”，杀人者应当偿命；可如果依“礼”，杀死杀父仇人天经地义。
　　　　——依“法”，还是依“礼”，这是个问题。
　　　　徐元庆案件以一种极端化的形式让“礼”和“法”的矛盾暴露出来了——这事如果发生在秦朝就非常好办了，秦朝是严刑峻法制国，立法是本着法家思想，遇上徐元庆这样的，没什么废话，三下五除二就给杀了；而唐朝虽然也不乏严刑峻法，但立法思想似乎却是儒家的礼治精神，也就是说，讲等级、讲贵贱、讲所谓的“君臣父子”。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容易理解徐元庆案件的审判难点了：这一件小小的谋杀案竟然挑战着最高治国纲领，挑战着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让法律的“体”和“用”凸现出了尴尬的矛盾，这案子可怎么判？——难煞人也！
　　　　于是，这块烫手的热山芋最后就交到了武则天的手上。武女士思前想后，最后终于下了个结论：“要不，就放了这小子吧。”
　　　　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最高指示，即便徐元庆依法当杀，但皇帝法外开恩，给予特赦。那么，既然民心思放，皇帝也愿意放，看来徐元庆是可以捡回一命了，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放不得！”
　　　　说这话的人大家恐怕都不陌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子昂，但凡读过几首唐诗的应该都那首慷慨悲凉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这位大诗人、大才子陈子昂，此刻庄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放不得！”
　　　　陈子昂的说法是：“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应该被判处死刑，国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这小子是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孝义感人，所以建议在杀了他之后再大张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陈子昂的这个建议乍一听好像满不着调，可仔细再一捉摸，却还真是个高招：这一来，“法”和“礼”的矛盾被轻松化解了，两头都照顾到了，嗯，高，果然是高！
　　　　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越议论就越觉得陈子昂的这招可行。
　　　　这确实是一个高招，也正是因为这个高招，徐元庆谋杀案才得以被史官记录在案，并成为陈子昂履历表上光彩的一笔——在《旧唐书》里，徐元庆谋杀案是被记载在陈子昂的传记里的。
　　　　好啦，大家别看我罗罗嗦嗦了这么半天，其实《旧唐书》对这件事的记载非常简略，不过才寥寥几句话而已：
　　　　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师韫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候师韫，手刃杀之。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
　　　　翻译过来就是：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尉赵师韫给杀了，后来赵师韫升官当了御史，徐元庆改名换姓到驿站里做了一名服务生，等赵师韫来驿站歇脚的时候就拿刀杀了他。大家觉得徐元庆孝义忠烈，打算免了他的罪，可陈子昂建议说：“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应该被判处死刑，国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这小子是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孝义感人，所以建议在杀了他之后再大张旗鼓地表彰他一番。”大家都觉得陈子昂说的在理。
　　　　——是不是有人看出来了：《旧唐书》的这一小段记载和我前面的叙述在细节上有些出入？
　　　　不错，是有一些出入，因为我依据的不是《旧唐书》，而是《新唐书》。《新唐书》对徐元庆谋杀案前前后后的记载比《旧唐书》丰富得多。
　　　　先说一个小问题：为什么有了《旧唐书》，还要重修一个《新唐书》？
　　　　——《旧唐书》和《新唐书》原名都叫《唐书》，后人为了区别两者才把一个叫“旧”、一个叫“新”。《旧唐书》是五代时期编纂的，《新唐书》是宋朝编纂的，《新唐书》的两位主编都很有名，一位是“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一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为什么要重修《唐书》，因为宋人对《旧唐书》的一个重要不满是：《旧唐书》的笔法缺乏惩恶扬善的精神，既没使忠臣孝子得到应有的褒奖，也没给奸佞叛党足够的唾骂。——要知道，中国的修史传统奉孔圣人的《春秋》为滥觞，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春秋》而不是因为《论语》，《春秋》是以微言大义暗藏褒贬的，而历来传说“《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18听上去很像是和尚在讲因果报应，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影响了谁。
　　　　所以，宋祁和欧阳修秉承着“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下大功夫重修唐史，要使这部新编唐史具有赏善罚恶的道德意义。这个目的的确达到了，后来章学诚评论《新唐书》有一句很中肯的话，叫做“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意思是，《新唐书》“笔”和“削”都很严谨，在这点上做得比写《史记》的司马迁和写《汉书》的班固还强。
　　　　什么是“笔”和“削”？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笔”就是写，“削”就是不写，19章学诚用这两个字，暗中是拿《新唐书》和《春秋》相比，因为，据说孔子修《春秋》的时候是“笔则笔，削则削”，也就是说，哪些该写、哪些不该些，拿捏得很有分寸。这也就意味着，《新唐书》比《旧唐书》更加符合“春秋大义”，修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客观如实地记载历史，而是要着重体现出褒贬色彩，有劝勉、有惩诫，以期“更使风俗淳”。
　　　　——这就是《春秋》所创立的中国古代修史精神，历史书不是或不仅仅是为了忠实记录历史事件，而是要起到奖善罚恶的作用的，换句话说，一部《春秋》就是侠客岛上的“奖善罚恶使”，以后的司马迁也好，20欧阳修也好，都是侠客岛的传人。所以有人说过中国古代只有经学而无史学，这话虽然有点儿极端，却当真很有道理。至于“奖善罚恶”的效果如何，则另当别论。——比如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属于正方，他说：“但私家可以记史事，确有使跋扈权臣担忧之处。故有‘乱臣贼子惧’的话。此事正不须有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敢说老实话，敢记真实事，便可使人注意（惧）了。今之烂污报馆，尚且有大官贵人肯出大捧银子去收买，何况那位有点傻气的孔二先生呢？”21照此看来，《春秋》在孔子当时约略等于近现代社会里的新闻独立，从水门到拉链门等等，确实使“乱臣贼子惧”了，看来“春秋大义”早已传播到海外去了，即便是那些发达国家也每每虚心效法，这真令国人骄傲呀！
　　　　胡适是正方，自然也还有反方，鲁迅就是一个：“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22
　　　　胡适和鲁迅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论，《春秋》奖善罚恶的效果虽然有争议，但这种修史精神却当真传承了两千年，于是，徐元庆谋杀案就没有像在《旧唐书》当中那样被收录在陈子昂的传记里，而是被收录在题目叫做《孝友》的一组专题传记当中，而且传主就是徐元庆本人。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徐元庆在死后被翻案了，宋代的儒家大师由衷地赞了他一个“孝”字。
　　　　这案子其实倒不是宋祁和欧阳修它们第一个翻的，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人给翻了，来龙去脉，在《新唐书·孝友》里记得清楚。
　　　　我们重新在《新唐书》里看看这个案子。——案子还是这个案子，但陈子昂的建议可不再是《旧唐书》里那三言两语了，而是一篇长文，通常被称作《复仇议》。（是不是有人觉得眼熟？）
　　　　陈子昂是唐朝大才子、诗文大家，这篇《复仇议》写得文采飞扬、气势恢弘：
　　　　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明罚，所以齐政也。夫枕干雠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政之纲。然则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故圣人修礼理内，饬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不作，廉耻以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窃见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先时，父为县吏赵师蕴所杀；遂鬻身庸保，为父报雠，手刃师蕴，束身归罪。虽古烈者，亦何以多。诚足以激清名教，立懦夫之志，振下士之靡者也。
　　　　然按之国章，杀人者死，则国家画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庆宜伏辜。又按《礼》经，父雠不同天，亦国家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不宜诛。
　　　　然臣闻在古，刑之所生，本以遏乱。仁之所利，盖以崇德。今元庆报父之仇，意非乱也；行子之道，义能仁也。仁而无利，与乱同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元庆之可宥，显于此矣。然而邪由正生，理心乱作。昔礼防至密，其弊不胜；先王所以明刑，本实由此。
　　　　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谨议。
　　　　陈子昂这里先是点明礼和法的不同功用：礼是用来使人进步的，法是用来搞好国政的。那么，拿盾牌当枕头时刻准备着为父报仇这是做儿子的大义所在，没错；而诛杀罪犯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功能。如果礼义有缺，就没法教育百姓；如果国法不彰，就没法制理国家。所以说，礼和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
　　　　徐元庆的做法慷慨激烈，即便是古代的烈士也不过如此了。《礼记》教导我们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话可不是含糊其词，咱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