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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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庆的做法慷慨激烈，即便是古代的烈士也不过如此了。《礼记》教导我们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话可不是含糊其词，咱们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徐元庆理所当然应该无罪释放。但这么一来，从法律上又说不过去，难道治国只要有礼治就够了，而可以不要刑罚吗？——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依法把徐元庆杀了，从法律上倒说得过去了，可怎么跟人民群众解释呢？大家一看，孝子复仇却落了这么个悲惨结局，荣辱观还不就错位了吗？所以我陈子昂觉得，放也不对，杀也不对。
那该怎么做呢？道理是这样的：徐元庆如今之所以能够以孝义感动天下，都是因为他为了孝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如果咱们饶他不死，他也就不成其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咱们这等于是在玷污人家的节操啊！所以我陈子昂以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依法判他死刑，然后再依礼给他在家乡和墓地搞搞活动什么的，好好表彰一下。
——按《新唐书》的版本，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我上文引的是《全唐文》的版本，文字有些出入，关键在于，行文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一句“请把我的这篇文章附在相关法律条文的后边，永远作为国家法典的一部分”。——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容后再表。
现在请大家想想：陈子昂的这番说辞究竟在不在理？
可能有人会问了：“刚才不是说《新唐书》把徐元庆列在了《孝友传》里么，又说《新唐书》站在儒家立场上褒贬善恶，那应该会表彰徐元庆才对啊，应该为徐元庆翻案才对啊，怎么却引了陈子昂这么一大段文章，还是说徐元庆该杀啊？”
——别急，《新唐书》这里引述陈子昂的《复仇议》其实是立了个靶子，马上就该炮轰它了。我方才不是问过，《复仇议》这个标题是不是有人觉得眼熟么，因为《古文观止》里收录了柳宗元的一篇名文，题目叫做《驳〈复仇议〉》，就是专门反驳陈子昂的这篇《复仇议》的。
大家先想想，如果是你，要反驳陈子昂会怎么下手？
陈子昂的《复仇议》抓没抓住问题的重点？有什么毛病没有？看似文采飞扬、逻辑缜密，其实藏没藏着什么致命的纰漏呢？
的确有纰漏，而且，还真就被柳宗元给抓住了。
先交代两句背景：陈子昂在提交《复仇议》的时候，做的官是左拾遗，这是个谏官，这就意味着，他虽然是在讨论礼和法的问题，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既不是法律口儿的，也不是礼仪口儿的，而柳宗元写《驳〈复仇议〉》的时候，做的官是礼部员外郎，恰恰就是礼仪口儿的。
另外，虽然同属唐朝高人，可陈子昂到底只是个诗人、才子，柳宗元却还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柳前辈的犀利我们已经在《周易江湖》里见识过了，他和韩愈、刘禹锡关于“天”的一系列讨论早已成为唐代思想史上璀璨的一页。
柳宗元和陈子昂虽然同处唐朝，却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陈子昂死后七十多年柳宗元才刚出生，所以，柳宗元是在翻阅历史卷宗的时候看到了徐元庆谋杀案的相关文件，对当时的判决大为不满，于是就针对着陈子昂的《复仇议》写了一篇批驳之论。
有人可能会不理解：“一件陈年旧案子，当事人都死了多少年了，还翻个什么案，难道大家不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么！翻历史旧账有意义么！”
——还真是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现实的意义，这一点后面就会看到，咱们先看看柳宗元的这篇《驳〈复仇议〉》吧：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说：我从文献上看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发生过一起徐元庆谋杀案，当时的谏官陈子昂提议判处徐元庆死刑，然后再在徐的家乡给他搞什么表彰活动，陈子昂还建议把这个判例载入律令，永远成为国家法典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柳宗元该展开议论了，他和陈子昂一样，也是先从礼和法的不同功用来入手的。
柳宗元说：礼的意义在于防乱，禁止杀害无辜的人——看，柳宗元把问题的重点放在“无辜”与否之上——所以，如果父亲有罪该杀，那么儿子就不应该为父报仇；儿子如果杀了人、报了仇，也应该被判处死刑。法的意义也在于防乱，也禁止杀害无辜的人，所以，如果官员滥杀无辜，就应该被判处死刑决不宽恕。这样看来，礼和法虽然具体运用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般无二的，可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对同一件事情既依礼表彰又依法处罚呢？这么一来，大家还不都给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
——柳宗元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礼和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核心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决不是互不相关的两套系统，像你陈子昂这么一搞，等于把礼和法对立起来了，搞出两套核心价值观了，大家伙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柳宗元上边是从法理原则上抓住了要害，紧接着又从徐元庆这个个案当中抓住了要害。——柳宗元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徐元庆的父亲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被赵师韫杀的？
这可是个要命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下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难题，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礼和法的冲突，可陈子昂那帮人怎么就都没想到呢？
柳宗元说：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当真犯了法，论罪当死，赵师韫杀他只不过是执行国法，那么杀他的就并不是赵师韫本人，而是国家大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徐元庆谋杀赵师韫就分明是仇恨国法，这性质可就变了，可就不是为父报仇了，而是犯上作乱了。那么，判处徐元庆的死刑自然是理所应当的，又凭什么还表彰他呢？
这话可谓再一次抓住了要害。《韩非子·外储说下》有句名言，说：“以罪受诛，人不怨上”，23就是说一个人因为犯了罪而受诛杀，这个人是不会埋怨法官的。
柳宗元接着说：可是，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犯法，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个人恩怨，只是为了逞逞官威，这就是赵师韫的不对了，滥杀无辜嘛！徐元庆想为父亲鸣冤，可是官场一片漆黑，官官相护，可怜徐元庆一介草民，上告无路，上访无门，这时候，他还能怎么办呢？
大家注意，柳宗元这里提出的观点非常犀利，别以为儒家都是教人做老好人的，不一定的哦！柳宗元这时候坚决地站在弱势的徐元庆的一方，话里的意思分明透着是：别说什么不能以暴易暴，别说什么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别说什么要相信上级政府能把问题妥善解决，如果这些路全被堵死了，你让一介草民还能怎么办？
怎么办？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既然所有正常途径全被堵死了，草民只有一条贱命，那就以命搏命好了！
——柳宗元够狠吧？他接着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徐元庆谋杀赵师韫就是合乎礼、合乎义的，执政者们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呢，又怎能判他死罪呢？
看，这也是儒家的“礼”，是有血性的、有情怀的“礼”。
柳宗元接着又搬出了一部儒家典籍：《周礼》上说：“凡是杀人而符合道义的，死者的亲属便不许报仇，谁要报仇就处死谁。”（这段《周礼》在下文还会出现，届时再来详说。）接着再引“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父亲被冤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是不合道义的。”柳宗元归纳说：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这个原则来审理刑事案件，这就符合礼的标准了。
我在正文会开讲《春秋》“一经三传”，“一经”就是《春秋》，“三传”就是《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所以，既然柳宗元现在搬出了《公羊传》作为重要断案依据，我们就先对这几句话留心一下。
《公羊传》这几句话的原文是：“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现代读者可能对这几句话不易理解，“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好像是说“父亲没有被杀，儿子可以复仇”，这，好像和常理不大合拍呀？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原因就在于这个“诛”字。我们都知道“诛”就是“杀”，不错，但“诛”和“杀”是有区别的。在古籍里，同样是表示杀人，“诛”表示的是上级杀下级，是以有道杀无道，是以正义之刀杀有罪之人，而与之相反的是“弑”，表示的是下级杀上级，比如“弑君”，而“杀”字则是一个中性词。所以，“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意思就是说：“如果父亲被杀——不是被‘诛’，而是无辜被杀——这样的话，儿子就应该复仇。”
这句话的具体出处是《公羊传·定公四年》，上下文大家都很熟悉：楚国人伍子胥因为父亲和哥哥都被楚平王冤杀了，伍子胥逃到吴国，多年之后，伍子胥在吴国受到吴王阖庐的重用，后来带兵攻打祖国楚国，大败楚军，这时候楚平王已经死了，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逃到了附近的随国。《公羊传》对这一段史实的记载很可能并不可靠，但在态度上确是鲜明地支持伍子胥的复仇的，“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这句话就是从伍子胥这儿说的。24
可能会有人觉得难以理解：《公羊传》到底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的，是要让“乱臣贼子惧”的，怎么可能去赞扬伍子胥的复仇呢？要知道，按现在的说法，伍子胥可以被定性为叛国投敌，是个大大的汉奸！儒家经典竟然会褒奖叛国行为？会站在汉奸一边？！25
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只要思想觉悟不是很低的人恐怕都会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个人再怎么受到不公正待遇，在面对大事大非的时候也要以国家为重，比如当年乒乓球选手何智丽引起的大讨论就很说明问题。具体到伍子胥的例子，哪怕是父亲被冤杀了，哥哥被冤杀了，自己也被一路追杀，可就算再有不平，也不能投奔外国啊，更不能带领外国军队杀进祖国啊！墨索里尼曾经说过：“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这话我是转引自朱庭光的《法西斯体制研究》，朱老师接下来还有解释：“可见，极权主义首先是一种国家观，以宣扬国家至高无上、包容一切、主宰一切为核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进而发展为国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而严格的控制。”
这话虽然基本不错，可我还是得给墨索里尼正一正名，或许“总体国家”是个比“极权国家”更加适宜的说法，按照萨托利的咬文嚼字，“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明确的权威主义独裁制度，它远不是‘单纯的独裁’，也远不是一个极权国家。”26——这应该能使我们对上面的“一切从属于国家……”的名言稍稍放一放心，反正，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的，即便这道理是墨索里尼讲的。
话是这么说不错，可人家《公羊传》还就是那么讲的。不但如此，《公羊传》还阐发了一则火上浇油的“微言大义”：
《春秋经》：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
《公羊传》
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
其忧中国奈何？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
——为什么一段是《春秋经》，一段是《公羊传》呢？因为《春秋》（以后还是把它叫做《春秋经》好了，不容易引起误会）相当于一本经典教材，历来被认为是孔圣人编写的，里边奖善罚恶，蕴涵着治国大道，但这教材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内容编得太洗练了，一般人看不懂其中隐蔽的涵义。那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教辅来作补充参考，而《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就是留存下来的三大《春秋经》的教辅。三大教辅各擅胜场，而其中最早被官方认定为经典就是这部《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
《春秋经》里被认为蕴涵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公羊传》就细心地去发掘这些“微言大义”——在上边这两小段里，《公羊传》的内容就是阐发上边《春秋经》那句话里的深刻内涵的。
《春秋经》那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和吴子联合，在伯莒这地方和楚国人打仗，楚国人被打惨了！
——好好看看，你能看出来这里边藏着什么“微言大义”么？
这得通看《春秋经》才能捉摸得出来，这句里带着“微言大义”的词汇就是“吴子”，指的是伍子胥的新老板——吴王阖庐。
春秋大义强调“夷夏之防”，也就是说，推崇中原地带以周天子为核心的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诸侯国，比如鲁国、齐国等等，这些国家被称作“诸夏”；看不起边缘地区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比如楚国、吴国、越国，这些国家被认为是“蛮夷”。
不仅仅是“蛮夷”，通常有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单从字面看就知道不是好话，“夷夏之防”里的“夷”就代表了所有这些东西南北的落后文化。至于为什么要重视“夷夏之防”，可用的理由比如著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意思是说：夷人们虽然勉强也被叫
